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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那一年，不得不长大
文/李娜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人群中茫然无助的女孩：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一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地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二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共12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一次机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Ⅰ-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前忘了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跟我交流，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他们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査。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然后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都有领队和翻译陪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他们告诉我：“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架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来到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三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操着各种语言的、各种肤色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只有八九岁，却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都放在了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网校的排名。网校的学生在自己所在的学校里也有排名。今天打比赛赢了，就加上几分，排名也许会往上升一升；明天输了，排名就会降几位。男女生是混在一起排名的，很富挑战性也很有趣。我在网校打了10个月球，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之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间空空荡荡，只剩我们3个中国人，又是寒冬时节，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方式。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就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那时的我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清寒艰苦的少女时代的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几刀就足够我们应付这个世界了
文/茉莉
他是湖南卫视当家主持人，也是国内着名娱乐节目主持人。他的主持风格幽默风趣，还擅长脱口秀，精通多种方言。然而如今稳坐湖南卫视主持一哥宝座的他，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成名史。
他1974年出生在苏州，自幼随父母到湖南生活。他小时候身体很不好，经常发高烧，而当时非常迷《少林寺》的他，想到了为自己点穴治病。有一天他在邻居家看到一本《少林点穴功》，认为这是一本武林秘籍，就赶紧偷偷拿回去练。有天上午他就给自己点了穴，下午突然感觉嗓子微微发咸，咳了一口血。之后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之后就休学了，那年他读初三。
1996年他从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之后在湖南经济电视台做了两年剧务。当年的他什么事都敢干，没有学过任何摄像技术，他就敢扛着摄像机去探班《还珠格格》，“当时范冰冰、赵薇都只有十几岁，我看见人就冲上去了，那是我第一次扛摄像机，回来一看拍糊了，根本看不出谁是谁。”
刚进湖南电视台的他在湖南台做了两三年的剧务，主要负责给录制现场观众发发矿泉水、讲讲笑话，说白了就是勤杂工。第一次在电视上露脸，还是在一个节目的插片里面演了一回“宁采臣”.提起这段经历，他没有丝毫掩饰，说：“现在看起来样子好傻的。”
他后来给湖南台的一档节目《真情》做剧务，这也成为了他命运的最大转折点，那时候领导正在考虑让谁担任男主持，是《真情》的主持人仇晓说可以让他试试，“这男孩子还不错。”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从管盒饭的小弟到台前主持人，他没用多长时间，24岁就在湖南经视有了自己的节目。而且，几档节目都红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他还没多少名气，但“走在长沙大街上，谁都认识了”.但真正让他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线主持人，要拜湖南卫视的几档选秀节目所赐。2005年，他因主持《超级女声》而成为湖南卫视的当家小生，他的大方而又不失幽默的主持风格被亿万观众接受和喜欢。最鼎盛的时候，他一周主持接近10档节目，经常累的三天才能睡不到10个小时，只要湖南卫视有重大活动就能看见他的身影。
在那之后，他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做副咖变成了带副咖。《天天向上》火得一塌糊涂，节目里出现全场痛哭的时候，他不能再像和何老师搭档时一样放松，得绷着把场面圆过去。下了节目，导演给他发了条信息，“我不敢相信这是你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得出话。”汪涵回复他，“我是一个主持人，我的工作要求我在台上要观察所有的情况，我不能痛哭出声。”
没错，他就是汪涵。原名叫“汪建刚”.除非是“骨灰级”的汪涵粉丝，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他原来的名字是爷爷取的，这个名字他用了21年，直到1995年顺利应聘成为客座主持人。那时，长沙电台的主持人名字都流行用两个字，而汪涵的“汪建刚”太土气，不容易让听众留下记忆。恰巧当时天气比较寒冷，汪涵一气之下把名字改成了汪寒。不过，朋友都说名字太冷了，不如再改改。于是，“汪寒”就成了透着一股子文化味的“汪涵”.
汪涵最近几年频频得奖，更在《新周刊》2006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夺得年度节目主持人和最佳选秀主持人两项大奖。主持红透半边天后，找汪涵代言的商家也是一家接着一家，除此之外汪涵还拥有湖南省消防形象大使、湖南省博物馆代言人、献血大使等多个公益头衔。
很多年前，汪涵用“令狐冲”自况。“令狐冲”有两大特点：天资高，一学就会；运气好，一到后山就碰到了风清扬。而且，令狐冲学了九招，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汪涵现在也还是喜欢自比“令狐冲”,他说：“你来什么我化什么，招数就该越简单越好。只要实实在在地用到位，用到力度上，几刀就足够我们应付这个世界了。”
褚时健：跌到低谷的反弹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巴顿将军——王石对褚时健的评论
褚时健为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唯一的女儿当年在狱中自杀。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又到了橙子收获的季节，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几年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然而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的时候，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期间，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而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老人家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
2002年开始种植褚橙，褚时健那时已75岁。这些年，80多岁的他每个月下地8-10天，对果园管理盯得非常细致，严格管理。从玉溪到嘎洒果园，200多公里，全是山路，行车至少3个多小时。褚时健打电话通知次日8点到果园开会，第二天绝对准时到，所以没有一个下属敢迟到。
老人家靠着之前人脉资源的支撑和影响力的辐射，比如云南的几大烟草公司在褚橙都还没出来就高价预定了大部分作为员工福利，以及自己的管理方法，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当然老人家也意识到人脉关系渠道不是长久这个问题，2012年已经开始在电商渠道销售了。
如今老人家已经86岁，对老人家来说，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这就足够了。每个人都曾失败过，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褚时健这个最富争议的人物，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万科董事长王石此前也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再叹：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生活比小说要精彩很多，也要现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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