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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改变的话,新的一年也只是之前的重演

  自己不改变的话,新的一年也只是之前的重演

  文/卢思浩

  每年的一月我都非常矛盾,不能接受自己又老了一岁,就像不能接受吃到一半的小龙虾被人端走了。混蛋!还我小龙虾!还我时间!

  但我又暗自地期待新一年的到来,仿佛每一年我都是这样。我总觉得新的一年我就可以转运,我就可以重新洗牌,我就可以从头开始,我就可以焕然一新。

  于是在这样的循环里,我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有那么好几年我都在年初时信誓旦旦,在年末时黯然神伤。

  好在最近我逐渐摆脱了这样的状态,尽管每次老一岁时,我还是有小龙虾吃到一半被人端走的感觉。

  曾经无比焦虑时,我上网搜所有的能用得上的资料。我买了四本单词书,我在人人搜集各种有用的资源,我下了很多的电影,我下了很多的演讲稿,我把有用的图片单击右键另存为。和我的好基友开始自己的计划:每天背一百个单词,每周看一个公开课,每周看一本书。为此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甚至做好了互相惩罚。

  比如如果我少背了两个单词,他就会在我脸上涂鸦然后拍照…我心说我走的是偶像派好吗!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做呢!然后那两个月里我被他拍了10次。

  不要想看到这些照片,已经全数被我摧毁了。

  我的好基友也是这样,他因为电话从没断过,就把自己的计划一拖再拖,然后就没能实现计划。

  因为这事儿他特憋屈,最后归结于这是整个宇宙并不想要他学习,他应该顺应宇宙的意思。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太过于一本正经,所以我居然顺着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是个绝好的例子。

  绝好地明明有下定决心改变,却没有动力把计划实施到底的例子。

  我们想改变世界,但我们连改掉自己深恶痛绝的习惯都改不掉;我们想要出去旅行,却连下楼买菜都懒得走;我们想要精心看几本书,却连翻开第一页的勇气都没有。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开始了,却又坚持不下去。

  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努力过。你买书了,你下载了,你看了公开课,你开始背单词了。事实就是你有努力,你有开始,只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进度。没有行动力的后果便是拖延,拖延让你第二天的任务猛增,越拖下去就越危险,它会让你开始抱怨不公平,开始觉得时间不够用进而产生焦虑,最后消磨你的斗志,打击你的信心。

  于是我们被卡在中间,我们不愿意就这么下去,但又找不到改变的办法;我们不甘于现状,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困境。也不是没有努力,只是不知道努力去了哪里。

  信誓旦旦有多容易变成说说而已呢,大概就像你说“新的一年我一定要改变”一样那么容易。

  只是改变又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曾经是个极度焦虑的人,因为焦虑所以拼命赶路,因为拼命赶路反而忘了自己要什么。我翻山越岭,从不曾看风景;等越过山丘,才发现空无一物。

  我开始明白收集从来不等于了解,我下载了无数资料我买了很多本书,不去看不过等于白纸一张。我那时事事要求结果,看书就得挑大家都说有用的看,拼命地想从里面找到捷径找到哲理;做事就得挑回报大的事情做,拼命地想要去得到某个结果,却发现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不管是谁写的,只要是我当时买的,不管别人说看这样的书有没有用,我都开始用心看。慢慢地我发现一周看一本书,其实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都坐在电脑桌前,思考一些东西,不管那些思考到底能不能成为文字,我都要沉下来。慢慢地我发现成了习惯之后,沉淀并不难。

  最难的是养成习惯前的那几天,我强迫自己不看手机,手机的唯一用途就是放歌。朋友圈不刷微博我也不看,我对自己说两小时不看手机又不会少块肉,只要你这两小时内看了手机你就会永远吃不到小龙虾。没想到这样的心理暗示极其有用,慢慢地就习惯了。

  建立信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打败焦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遇到的困难难缠。刚开始做时都会觉得困难,给自己设个时间期限,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很快你就能发现其实自己也能投入其中。

  自己不改变的话,新的一年也只是之前的重演。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想谈的恋爱没有谈,想做的事还是没有做。日历一页页翻,时间一点点走,可你困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新一年不代表新的开始,如果你没有行动;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

  所以不要再说新的一年我一定要改变,不要再去列繁琐的计划,从现在起,此时此刻就改变起来。

  说说而已都很简单,我们都不能这么屈才了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又辜负了自己的野心,不上不下最难受。那么就去做一些牛逼的事情吧,比如改掉你最痛恨的一个坏习惯,或者做一件自己很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

  什么年龄该认输

  文/艾小羊

  年龄的增长,会不知不觉地让一个人显露刻薄,这刻薄里却并无恶意,类似一种倚老卖老的“小样儿,到时你就明白了”。

  过了30岁,我对于那些说30岁就认输或30岁也不认输的“年轻人”总是忍不住带有几分这样的刻薄。我是一个对年龄特别不敏感的人,从没给自己设置过任何限制。年龄这东西,除了在某些极限运动或者爱情里可能起到一条金线的作用,没过的时候你可以轻松去做,过了就困难重重。对于人生大多数经历,年龄其实不是问题。即使在最一本正经的大公司招聘里,“年龄35岁以下”的要求下面,也常常跟着“特殊人才可放宽限制”,更何况是30岁,这个风华正茂,如果不是故意跟自己拧巴,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的年龄。

  我面前曾经坐着一个26岁的姑娘,她的目标是30岁以前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与事,然后相伴一生。“如果30岁还没找到,我就认输,随便混了。”她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处一圈圈划过,仿佛那里藏着一个慈悲的救世主,会将一颗许愿星交在她的手里。

  我忍不住回想自己的30岁,如今我爱的人与事,都不是在这个年龄之前搞定的。我将自己最宝贵的二十多岁浪费在一家暮气沉沉的国企里,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我在30岁之后奔赴新生活的步伐。

  即使到30岁也不认输,听上去像豪言壮语,好像是为了催促自己在30岁之前走得更快,然而你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另外一种人,适合在30岁之前走得慢一点,积累足够的勇气,30岁之后迈出坚毅沉稳的步伐。

  关于年龄的紧迫感,每个人都有,当你发现主管比自己年轻,风投开始青睐90后,在你出生那年创立的品牌,90%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无不在商标下面加一个“Since19××年”以显示与百年老店的近亲关系。然而,因为年龄的紧迫感,给自己设置一个年龄的上限,让我想起四岁的小女儿,每当她担心我不答应她某件事,就会说,如果你现在不答应我,以后我就再也不要了。

  既是撒娇,更是因为没把握与怕输,所以要画一条年龄的金线为自己遮羞,无论这条金线画在30岁,还是40岁,所显示的都是你既放不下欲望,却又信心不足。

  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放下一些东西,这样的放下,与输赢无关,而是对自我所需更有自知之明。20岁的时候,我特别想要男朋友送我一条镂空花纹的围巾,当时在商场看到,价格不菲。30岁的时候,我鄙视一切镂空与蕾丝,深深为它们身上的廉价感到震惊。我当然不会承认是因为我的身材再也无法穿着镂空黑背心与短得不能再短的红色热裤,挤在公共汽车里,享受身后的男生评论:这个女孩身材不错。人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欣喜若狂地觉得自己的品位果然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提高?

  能穿薄露透的时候,你在害羞,穿不了的时候,你在后悔,这是我眼里唯一可称为“输”掉的人生。人的一生,是在与自己做“生意”,无论什么年龄,我们都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当你决定放弃时,一定要拿出等量的得到来交换。放弃事业的奋斗,就要交换生活的安稳、在业余爱好中获得的成就感;放弃爱情的追逐,就要交换一个人的清静、自足或者为婚姻而婚姻的现世安稳;即使在生命的最终,你终于对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放手,依然有永恒的安稳拿出来作交换。对于一个忙着与上帝讨价还价的人来说,什么年龄应该认输,这真是个难题。

  刘同:纵有疾风来,人生不言弃

  有一种孤独是:

  与志同道合的人定下目标,没皮没脸地往前冲,等到离光明不远的时候,你扭头一看,却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已经不见了。

  谁也无法预计自己在何时会遇见怎样的人。

  经过多年的回忆,我发现,人与人擦肩时,往往会投来短暂且善意的眼光,你以为对方只是在浅显地打量,但对方表达的却是友善的“你好”。你伸出手,便能并肩行走。你错过,便再无下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都很简单,只是相识之后,才会随着时间与相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1999年,我18岁,从湖南的小城市郴州进入省会长沙读大学。从未接触过同城之外的同学,也从来没有认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连起码的问候,也只是在佯装的自然中探索前行。那时的我是一个极其缺乏自信的人,唯唯诺诺的性格,最先生厌的人便是自己。

  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流,穿了军训的服装便把帽檐压得很低,尽量不与人目光对视,尽量避开所有迎来的注视。坐在床沿上,看各地的同学迅速地彼此熟络、互相递烟以及刚开始流行不久的互发槟榔。香烟和槟榔递到我这儿时,我很僵硬地摇头,本来想说谢谢,也许是因为普通话使用不利落,也许是因为脸涨红的原因,总之最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害怕与人交流,居然就喜欢上了军训。站得笔直,任太阳拼命地照,彼此不需要找搭讪的理由,也不需要找如何继续话题的转折点,教官在一旁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谁说话就严惩谁,这样的制度也正合我意。

  湖南师范大学很大,正赶上我们那年扩招,新生特别多。师范大学的传统是军训期间要编一本供所有新生阅读的《军训特刊》,这个任务自然由我们文学院来完成。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每周一期的特刊,上面是各个院系同学发表的军训感悟,不仅写了名字,还写了班次。特刊并不成规模,但对于中文系的我们来说却是趋之若鹜。而它产生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期的卷首语写得很好,落款是李旭林,99中文系。

  99中文系,和我们同一年级,同一系别。在大多数人什么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居然就有同学在为全校新生写卷首语了。同学们争抢着看特刊编委会的名单,“李旭林”三个字赫然印在副主编的位置上。

  这个名字迅速就在新生中蔓延开来。再军训时,有人悄悄地议论,那边那个男孩就是李旭林。顺着同学的指示看过去,一位身着干净的白衬衣、戴金丝眼镜、面容消瘦的男同学正拿着相机给其他院系的军训队列拍照片。

  后来听说他是师范中专的保送生,家里条件不好,靠自己努力争取到读大学的名额。写文章很有一手,所以一进学校就被任命为文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再听说,他在读中专的时候就发表了多少多少诗歌、多少多少文章,女生们在聊起“李旭林”三个字时眼神里全是光芒,闲聊的信息里也包括了“他的字是多么的隽永,家境是多么的贫寒,性格是多么的孤傲”,印象里的才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与这样的人成为同学,当然也就更没有想过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即使后来知道他与自己是同乡,同样在郴州城里读了好几年的书,但感觉上的那种遥远仍然存在,不因同乡这个词而靠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在于身高、年纪、出身或是其他,而是别人一直努力而使自己产生的某种羞愧感。我觉得我与李旭林之间便是这样的差距。

  大学生活顺利地过了三个月,院学生会招学生干部,我也就参照要求报了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中午去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时,李旭林正在办公室写毛笔字,看见我进来便说:“同学,你毛笔字怎么样?”

  除了会写字之外,我的字实在算不上规整,更不用提有型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他一边继续写,一边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从来不写文章,字也写得不好,只是中小学时常常给班级出黑板报,没有其他的特长,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有理想了,连性格开朗都算不上。

  “哦,对了,我也是郴州的。”最后我补充了一句,同时咧开嘴笑了起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种对话中找到与对方的一丝共鸣,那是我不丢面子地解决自己尴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能全身而退。

  “哦,是吗?那还挺巧的。”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并没有看到我灿烂的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毛笔字上。

  我略带失望地继续说着,“我想报名学生会的干事,具体哪个部门我也没有要求,总之我会干事情。”

  “那你下午再来吧,我大概知道了。”他依然没有看这边。

  “那先谢谢你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同。”

  “我叫李旭林。”

  “我知道。”

  “哦,对,你说你也是郴州人… …”这时他才转过头来看着我,身形与脸庞一样消瘦,但不缺朝气。看他的嘴角微微地笑了笑,我补充了一句:“早在《军训特刊》时就知道了。”

  “哦,这样啊。那你住哪个宿舍?”

  “518。”

  “我在520,就隔一个宿舍,有时间找我。”李旭林的语气中有了一些热情。那一点点热情,让我觉得,似乎,他平时很少与人沟通,更准确地说他似乎也很少有朋友。印象里,他一直独来独往,没有打交道之前,觉得他瞧不起人。而那句“有时间找我”却让我笃定他一定不是客套。

  “真的?”

  “当然,都是老乡嘛,互相帮助一起成长。”话语中带着惯有的保送生的气势,但并不阻碍他的真诚。

  我妈常托人送很多吃的过来,她害怕我第一次在外生活不会照顾自己,牛奶一次送两箱外加奶粉十袋。同宿舍的同学结伴出去玩电脑游戏了,我就拿了两袋奶粉走到520宿舍,李旭林正在自己的书桌前写着什么,我进门时把屋外的光影遮成了暗色,他扭头看见我,立刻把笔搁在了桌上,等着我开口。

  “我也没什么事,就是过来看看你。我妈担心我,于是托人送了很多东西来,我吃不完,也没几个朋友,所以给你拿了过来。喏。”李旭林的脸涨得通红,忘记他当时说了句什么,然后将桌上的稿纸拿过来给我看,以掩饰他的不安。

  上面的话已经记不清楚了,依稀是有关年轻放飞理想的壮志豪言,排列和比喻相当老练,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达到的。环顾寝室,他的床位在第一个下铺,阴冷、潮湿,墙面上贴着他的毛笔字,大约也是励志之类的话,再看他的眼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那是我之前所不曾接触过的眼神。

  有时寝室熄灯了,我们会在走廊上聊天。我从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崇拜,刚开始他特别尴尬,后来他就顺势笑一笑,然后说:“其实一点都不难,我看过你写的东西,挺好的,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你发表。”

  一听说能发表,我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如果文章能发表,就能被很多人看到,一想到能被很多人看到,我突然就增添了很多自信和想象中的成就感。

  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小的文章,他便帮我从几十篇文章里挑出一两篇拿到校报去发表,拿着油印出来的报纸,他比我还兴奋,他常常对我说的话是:“你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一直都有印象,以至于今天,如果遇见了特别有才华,但却没有什么自信和机会的人,我都会模仿李旭林的语气说:“加油,你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深知,对于一个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的人,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坚定和暖意。

  再后来,他成为了文学院院报的主编,也就顺理成章找了每天愿意写东西的我当责编,帮忙负责挑错别字,帮忙排版,帮忙向师哥师姐们约稿。

  我问:“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挑我做责编?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他说:“那么多人,只有你会坚持每天都写一篇文章。好不好另说,但我知道你一定是希望越写越好。”

  这句话至今仍埋在我的心里,无论是写作还是工作。很多事情,我会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自责,却从来不想放弃。好不好另说,能一直坚持下去,并希望越做越好,是我永远的信条。

  大二到大三那段做院报的日子里,有关表演话剧的理论、电影的影评、关于诗歌的理想、回忆质朴家乡的文稿… …一篇一篇在我手中翻阅过,生活中一个个或面无表情或热情开朗的他们,内心的世界远比我想象中更热烈或更宁静。

  回想起那段时光,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现在越来越少看周围朋友的文字了,总是试着从表情中读取他们的内心,其实这不准确也不够负责,了解一个人,要看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那才是他的内心。

  关于贫困这件事,李旭林并不当作负担,而是一如既往地无所谓。一个月的生活费来源全是不多的稿费,有时吃饭我执意埋单,编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妈来看我了,我爸给我的私房钱,我舅欠我的压岁钱。他看着我,最后总会叹一口气,然后说:“我知道你为我考虑,但请真的为我考虑才好啊。”

  这句话,我听了几次都没怎么懂,仍旧凭着一腔热情抢着付账,他也一再执意争抢,只是总摇摇头,略微苦笑。

  无论生活费如何窘迫,李旭林一直都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大四毕业时,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是他多年的作品,薄薄的一本,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在停止供电后的烛光下写出来的。他送给我的诗集扉页上写了我的名字,以及与我共勉的话。其实那时我们见面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每天都去湖南台实习,而他也常常奔波于报社,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努力。他把诗集送我时,眼含热泪,我也瞬间红了眼眶。大学四年,我们无数次畅想自己的文字能结集成册的那一天,我们知道彼此一直没有放弃过写作。

  大学毕业后一年,我在学校旁边的商业街遇到他。老朋友相见,满篇腹稿却无从说起,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也挺好,就是忙。

  这几年来,我零星听到有同学说也在那条商业街遇见过他。他带着女朋友,和同学们交换了名片,名片上写着教育报社。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关于他的消息,但也足以自傲了,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理想:从师大毕业,当一名教师或者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由于大学里他朋友很少,后来我来了北京,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他的作品还在我书架上摆着,希望下一次遇见时,我能够亲手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并告诉他:大学毕业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直到现在也没放弃,直到未来。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转弯,但总有那么几个人让你转弯时不心惊不胆战,告诉你朝着那个方向就对了,并给你强大的力量。如果在大学没有遇见李旭林,我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一写就是15年,有没有成绩另说,但在这样的坚持中,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也在长年累月堆积的文字里,读懂了自己。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遇见了一些有热血、有温度、有才华的年轻人,虽然不认识,但我总是有勇气迎上去,说一句:你真厉害,一定可以的。看着他们那种惶恐又不知所措的眼神,我总会想到自己。偶尔,他们也会酸酸地对我说一句:“同哥,谢谢你哦。”我就会当作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忽略掉,当年李旭林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觉得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老帅了。

  我想,未来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李旭林,而我们也将像大学时那样,两个人坐下来,吃吃饭聊聊天,为彼此骄傲。我想对他说的话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谢谢你改变了我,让我能够成为力所能及去帮助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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