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纵有疾风来，人生不言弃

　　有一种孤独是：

　　与志同道合的人定下目标，没皮没脸地往前冲，等到离光明不远的时候，你扭头一看，却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已经不见了。

　　谁也无法预计自己在何时会遇见怎样的人。

　　经过多年的回忆，我发现，人与人擦肩时，往往会投来短暂且善意的眼光，你以为对方只是在浅显地打量，但对方表达的却是友善的“你好”。你伸出手，便能并肩行走。你错过，便再无下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都很简单，只是相识之后，才会随着时间与相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1999年，我18岁，从湖南的小城市郴州进入省会长沙读大学。从未接触过同城之外的同学，也从来没有认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连起码的问候，也只是在佯装的自然中探索前行。那时的我是一个极其缺乏自信的人，唯唯诺诺的性格，最先生厌的人便是自己。

　　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流，穿了军训的服装便把帽檐压得很低，尽量不与人目光对视，尽量避开所有迎来的注视。坐在床沿上，看各地的同学迅速地彼此熟络、互相递烟以及刚开始流行不久的互发槟榔。香烟和槟榔递到我这儿时，我很僵硬地摇头，本来想说谢谢，也许是因为普通话使用不利落，也许是因为脸涨红的原因，总之最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害怕与人交流，居然就喜欢上了军训。站得笔直，任太阳拼命地照，彼此不需要找搭讪的理由，也不需要找如何继续话题的转折点，教官在一旁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谁说话就严惩谁，这样的制度也正合我意。

　　湖南师范大学很大，正赶上我们那年扩招，新生特别多。师范大学的传统是军训期间要编一本供所有新生阅读的《军训特刊》，这个任务自然由我们文学院来完成。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每周一期的特刊，上面是各个院系同学发表的军训感悟，不仅写了名字，还写了班次。特刊并不成规模，但对于中文系的我们来说却是趋之若鹜。而它产生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期的卷首语写得很好，落款是李旭林，99中文系。

　　99中文系，和我们同一年级，同一系别。在大多数人什么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居然就有同学在为全校新生写卷首语了。同学们争抢着看特刊编委会的名单，“李旭林”三个字赫然印在副主编的位置上。

　　这个名字迅速就在新生中蔓延开来。再军训时，有人悄悄地议论，那边那个男孩就是李旭林。顺着同学的指示看过去，一位身着干净的白衬衣、戴金丝眼镜、面容消瘦的男同学正拿着相机给其他院系的军训队列拍照片。

　　后来听说他是师范中专的保送生，家里条件不好，靠自己努力争取到读大学的名额。写文章很有一手，所以一进学校就被任命为文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再听说，他在读中专的时候就发表了多少多少诗歌、多少多少文章，女生们在聊起“李旭林”三个字时眼神里全是光芒，闲聊的信息里也包括了“他的字是多么的隽永，家境是多么的贫寒，性格是多么的孤傲”，印象里的才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与这样的人成为同学，当然也就更没有想过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即使后来知道他与自己是同乡，同样在郴州城里读了好几年的书，但感觉上的那种遥远仍然存在，不因同乡这个词而靠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在于身高、年纪、出身或是其他，而是别人一直努力而使自己产生的某种羞愧感。我觉得我与李旭林之间便是这样的差距。

　　大学生活顺利地过了三个月，院学生会招学生干部，我也就参照要求报了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中午去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时，李旭林正在办公室写毛笔字，看见我进来便说：“同学，你毛笔字怎么样？”

　　除了会写字之外，我的字实在算不上规整，更不用提有型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他一边继续写，一边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从来不写文章，字也写得不好，只是中小学时常常给班级出黑板报，没有其他的特长，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有理想了，连性格开朗都算不上。

　　“哦，对了，我也是郴州的。”最后我补充了一句，同时咧开嘴笑了起来。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种对话中找到与对方的一丝共鸣，那是我不丢面子地解决自己尴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能全身而退。

　　“哦，是吗？那还挺巧的。”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并没有看到我灿烂的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毛笔字上。

　　我略带失望地继续说着，“我想报名学生会的干事，具体哪个部门我也没有要求，总之我会干事情。”

　　“那你下午再来吧，我大概知道了。”他依然没有看这边。

　　“那先谢谢你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同。”

　　“我叫李旭林。”

　　“我知道。”

　　“哦，对，你说你也是郴州人… …”这时他才转过头来看着我，身形与脸庞一样消瘦，但不缺朝气。看他的嘴角微微地笑了笑，我补充了一句：“早在《军训特刊》时就知道了。”

　　“哦，这样啊。那你住哪个宿舍？”

　　“518。”

　　“我在520，就隔一个宿舍，有时间找我。”李旭林的语气中有了一些热情。那一点点热情，让我觉得，似乎，他平时很少与人沟通，更准确地说他似乎也很少有朋友。印象里，他一直独来独往，没有打交道之前，觉得他瞧不起人。而那句“有时间找我”却让我笃定他一定不是客套。

　　“真的？”

　　“当然，都是老乡嘛，互相帮助一起成长。”话语中带着惯有的保送生的气势，但并不阻碍他的真诚。

　　我妈常托人送很多吃的过来，她害怕我第一次在外生活不会照顾自己，牛奶一次送两箱外加奶粉十袋。同宿舍的同学结伴出去玩电脑游戏了，我就拿了两袋奶粉走到520宿舍，李旭林正在自己的书桌前写着什么，我进门时把屋外的光影遮成了暗色，他扭头看见我，立刻把笔搁在了桌上，等着我开口。

　　“我也没什么事，就是过来看看你。我妈担心我，于是托人送了很多东西来，我吃不完，也没几个朋友，所以给你拿了过来。喏。”李旭林的脸涨得通红，忘记他当时说了句什么，然后将桌上的稿纸拿过来给我看，以掩饰他的不安。

　　上面的话已经记不清楚了，依稀是有关年轻放飞理想的壮志豪言，排列和比喻相当老练，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达到的。环顾寝室，他的床位在第一个下铺，阴冷、潮湿，墙面上贴着他的毛笔字，大约也是励志之类的话，再看他的眼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那是我之前所不曾接触过的眼神。

　　有时寝室熄灯了，我们会在走廊上聊天。我从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崇拜，刚开始他特别尴尬，后来他就顺势笑一笑，然后说：“其实一点都不难，我看过你写的东西，挺好的，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你发表。”

　　一听说能发表，我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如果文章能发表，就能被很多人看到，一想到能被很多人看到，我突然就增添了很多自信和想象中的成就感。

　　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小的文章，他便帮我从几十篇文章里挑出一两篇拿到校报去发表，拿着油印出来的报纸，他比我还兴奋，他常常对我说的话是：“你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一直都有印象，以至于今天，如果遇见了特别有才华，但却没有什么自信和机会的人，我都会模仿李旭林的语气说：“加油，你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深知，对于一个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的人，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坚定和暖意。

　　再后来，他成为了文学院院报的主编，也就顺理成章找了每天愿意写东西的我当责编，帮忙负责挑错别字，帮忙排版，帮忙向师哥师姐们约稿。

　　我问：“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挑我做责编？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他说：“那么多人，只有你会坚持每天都写一篇文章。好不好另说，但我知道你一定是希望越写越好。”

　　这句话至今仍埋在我的心里，无论是写作还是工作。很多事情，我会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自责，却从来不想放弃。好不好另说，能一直坚持下去，并希望越做越好，是我永远的信条。

　　大二到大三那段做院报的日子里，有关表演话剧的理论、电影的影评、关于诗歌的理想、回忆质朴家乡的文稿… …一篇一篇在我手中翻阅过，生活中一个个或面无表情或热情开朗的他们，内心的世界远比我想象中更热烈或更宁静。

　　回想起那段时光，再看看现在的自己。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现在越来越少看周围朋友的文字了，总是试着从表情中读取他们的内心，其实这不准确也不够负责，了解一个人，要看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那才是他的内心。

　　关于贫困这件事，李旭林并不当作负担，而是一如既往地无所谓。一个月的生活费来源全是不多的稿费，有时吃饭我执意埋单，编造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妈来看我了，我爸给我的私房钱，我舅欠我的压岁钱。他看着我，最后总会叹一口气，然后说：“我知道你为我考虑，但请真的为我考虑才好啊。”

　　这句话，我听了几次都没怎么懂，仍旧凭着一腔热情抢着付账，他也一再执意争抢，只是总摇摇头，略微苦笑。

　　无论生活费如何窘迫，李旭林一直都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大四毕业时，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是他多年的作品，薄薄的一本，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在停止供电后的烛光下写出来的。他送给我的诗集扉页上写了我的名字，以及与我共勉的话。其实那时我们见面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每天都去湖南台实习，而他也常常奔波于报社，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努力。他把诗集送我时，眼含热泪，我也瞬间红了眼眶。大学四年，我们无数次畅想自己的文字能结集成册的那一天，我们知道彼此一直没有放弃过写作。

　　大学毕业后一年，我在学校旁边的商业街遇到他。老朋友相见，满篇腹稿却无从说起，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也挺好，就是忙。

　　这几年来，我零星听到有同学说也在那条商业街遇见过他。他带着女朋友，和同学们交换了名片，名片上写着教育报社。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关于他的消息，但也足以自傲了，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理想：从师大毕业，当一名教师或者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由于大学里他朋友很少，后来我来了北京，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他的作品还在我书架上摆着，希望下一次遇见时，我能够亲手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并告诉他：大学毕业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直到现在也没放弃，直到未来。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转弯，但总有那么几个人让你转弯时不心惊不胆战，告诉你朝着那个方向就对了，并给你强大的力量。如果在大学没有遇见李旭林，我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一写就是15年，有没有成绩另说，但在这样的坚持中，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也在长年累月堆积的文字里，读懂了自己。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遇见了一些有热血、有温度、有才华的年轻人，虽然不认识，但我总是有勇气迎上去，说一句：你真厉害，一定可以的。看着他们那种惶恐又不知所措的眼神，我总会想到自己。偶尔，他们也会酸酸地对我说一句：“同哥，谢谢你哦。”我就会当作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忽略掉，当年李旭林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觉得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老帅了。

　　我想，未来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李旭林，而我们也将像大学时那样，两个人坐下来，吃吃饭聊聊天，为彼此骄傲。我想对他说的话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谢谢你改变了我，让我能够成为力所能及去帮助别人的人。

　　自己不改变的话，新的一年也只是之前的重演

　　文/卢思浩

　　每年的一月我都非常矛盾，不能接受自己又老了一岁，就像不能接受吃到一半的小龙虾被人端走了。混蛋！还我小龙虾！还我时间！

　　但我又暗自地期待新一年的到来，仿佛每一年我都是这样。我总觉得新的一年我就可以转运，我就可以重新洗牌，我就可以从头开始，我就可以焕然一新。

　　于是在这样的循环里，我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有那么好几年我都在年初时信誓旦旦，在年末时黯然神伤。

　　好在最近我逐渐摆脱了这样的状态，尽管每次老一岁时，我还是有小龙虾吃到一半被人端走的感觉。

　　曾经无比焦虑时，我上网搜所有的能用得上的资料。我买了四本单词书，我在人人搜集各种有用的资源，我下了很多的电影，我下了很多的演讲稿，我把有用的图片单击右键另存为。和我的好基友开始自己的计划：每天背一百个单词，每周看一个公开课，每周看一本书。为此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甚至做好了互相惩罚。

　　比如如果我少背了两个单词，他就会在我脸上涂鸦然后拍照…我心说我走的是偶像派好吗！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做呢！然后那两个月里我被他拍了10次。

　　不要想看到这些照片，已经全数被我摧毁了。

　　我的好基友也是这样，他因为电话从没断过，就把自己的计划一拖再拖，然后就没能实现计划。

　　因为这事儿他特憋屈，最后归结于这是整个宇宙并不想要他学习，他应该顺应宇宙的意思。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太过于一本正经，所以我居然顺着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是个绝好的例子。

　　绝好地明明有下定决心改变，却没有动力把计划实施到底的例子。

　　我们想改变世界，但我们连改掉自己深恶痛绝的习惯都改不掉；我们想要出去旅行，却连下楼买菜都懒得走；我们想要精心看几本书，却连翻开第一页的勇气都没有。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开始了，却又坚持不下去。

　　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努力过。你买书了，你下载了，你看了公开课，你开始背单词了。事实就是你有努力，你有开始，只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进度。没有行动力的后果便是拖延，拖延让你第二天的任务猛增，越拖下去就越危险，它会让你开始抱怨不公平，开始觉得时间不够用进而产生焦虑，最后消磨你的斗志，打击你的信心。

　　于是我们被卡在中间，我们不愿意就这么下去，但又找不到改变的办法；我们不甘于现状，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困境。也不是没有努力，只是不知道努力去了哪里。

　　信誓旦旦有多容易变成说说而已呢，大概就像你说“新的一年我一定要改变”一样那么容易。

　　只是改变又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曾经是个极度焦虑的人，因为焦虑所以拼命赶路，因为拼命赶路反而忘了自己要什么。我翻山越岭，从不曾看风景；等越过山丘，才发现空无一物。

　　我开始明白收集从来不等于了解，我下载了无数资料我买了很多本书，不去看不过等于白纸一张。我那时事事要求结果，看书就得挑大家都说有用的看，拼命地想从里面找到捷径找到哲理；做事就得挑回报大的事情做，拼命地想要去得到某个结果，却发现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不管是谁写的，只要是我当时买的，不管别人说看这样的书有没有用，我都开始用心看。慢慢地我发现一周看一本书，其实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都坐在电脑桌前，思考一些东西，不管那些思考到底能不能成为文字，我都要沉下来。慢慢地我发现成了习惯之后，沉淀并不难。

　　最难的是养成习惯前的那几天，我强迫自己不看手机，手机的唯一用途就是放歌。朋友圈不刷微博我也不看，我对自己说两小时不看手机又不会少块肉，只要你这两小时内看了手机你就会永远吃不到小龙虾。没想到这样的心理暗示极其有用，慢慢地就习惯了。

　　建立信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打败焦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遇到的困难难缠。刚开始做时都会觉得困难，给自己设个时间期限，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很快你就能发现其实自己也能投入其中。

　　自己不改变的话，新的一年也只是之前的重演。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想谈的恋爱没有谈，想做的事还是没有做。日历一页页翻，时间一点点走，可你困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新一年不代表新的开始，如果你没有行动；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

　　所以不要再说新的一年我一定要改变，不要再去列繁琐的计划，从现在起，此时此刻就改变起来。

　　说说而已都很简单，我们都不能这么屈才了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又辜负了自己的野心，不上不下最难受。那么就去做一些牛逼的事情吧，比如改掉你最痛恨的一个坏习惯，或者做一件自己很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

　　年轻人，在心里竖一杆精神与物质的天平

　　文/老杨

　　很久以前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年轻漂亮的法国车模站在一辆高档轿车旁边，穿着典雅，举止高贵，中国车模站在旁边，穿着短到不能再短的豹纹裙，拉低领口，一对36D的大胸呼之欲出，翘起臀对准亮起一片的闪光灯。图片下被顶得很火的留言写着，在国外，车模诠释的理念是“像她这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车”，在中国，则变成“开这样的车才能干她这样的人”。

　　一句话，虽粗俗鄙薄，却一语中的地道出现代人的精神症候。这是一个慌张的时代，人们专注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却不顾精神建设的落后，“拜金主义”“有钱没素质”“有钱便是爷”的现象比比皆是。经济和精神发展的不均衡，也造就了一场全面而壮观的物质比拼，小到比较文具和洋装的幼儿园娃娃，大到相亲前逼迫父母买婚房的年轻人，老到公园里晨练时把儿女吹到神乎其神的七八十岁老人，都活在物质攀比的重压下。快节奏的社会里，成功成为一场残酷的计时赛，头脑和内心中的无形资产不得参与评分，有形资产才是可以最快分出胜负的资本，大到爱马仕，保时捷，北京五环内住房，小到苹果，签证，海蓝之谜，都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而年轻人又尤其热爱一步登天的传奇。几年前非诚勿扰一位女嘉宾标榜非富人不嫁，大胆发表言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遭到全国观众的痛骂。可是当一个人说出这样的想法，就代表有一百万一千万甚至更多的人在沉默点赞着同一个观点。很多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年轻女孩，因为耿耿于怀小时候亲爹买不起的那双彪马，长大后就开上了干爹的宝马，而更耸人听闻的新闻里在讲，17岁少年为买一部苹果手机，不惜卖肾换钱，搭上了一生的健康和幸福。人一旦把物质欲望当做人生导航，就很容易迷失，精神与物质的天平失了衡，打翻原本踏实向上的生活态度，散落下的，是衣贵洁不贵华年代的逝去和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悲哀。

　　在国外的几年中，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待物质生活天壤之别的态度。西方人的富裕，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的物质生活大多非常简单，穿十几块钱洗得发白的T恤，用十九块钱的非智能手机，开九几年的二手车，谈恋爱时买一盒五块钱的比萨饼在公园里约会，家庭出游时爬山钓鱼买两块钱一包的薯条到海边喂海鸥。富人家的小孩和穷人家的小孩，都要经历十六岁出门打工十八岁独立生活的阶段，没有阶级上的划分，贫穷和努力来得都很坦诚。而中国人却是最不愿意暴露贫穷的民族，年轻人从十六七岁就开始攀比衣服和鞋子的品牌，用最新款手机拍下一顿三百块的西餐和一个几千块的名牌钱包，发到琳琅满目的社交网上去和同龄人一决高下。物质已经成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可越是急切地用外在的东西去证明自己，也许就越出卖了内心的贫瘠。国外地铁上随处都有看书看报的年轻人，这种景象在国内的公交车，地铁，火车和飞机上都是看不到的。我在身边做过一个小范围的调查，走出校园后的八零后，“一年看不完一本书”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是一个开放的年代，很遗憾我们却把内心紧闭，为灵魂插上沉重的门栓，用物质的欲望拦截住生命中无关金钱的美好。然而在西方，音乐，电影，和书籍是最基本的精神补给，不管处于何种年龄段，大家都有无关利益的爱好和精神目标，一个人的价值来源于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物质体现并无太多关联，只有在心里竖一杆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才能在浮躁的生活里，拥有坚定的梦想和恒久的幸福。

　　最近几年我参加过几次大大小小的聚会，心理受伤严重，我总是会被人毫不留情地指出，“怎么还在开这么破的车？”“你的包包该换了吧？”“女孩子应该戴一点贵重的首饰”。仿佛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应该背着爱马仕，戴着金链条，开着保时捷满街招摇才算是正确的形象，而我这样，穿着白T恤牛仔裤，背着帆布包，清汤挂面地开一辆破尼桑的女生就一定是“穷酸的”，“不幸福的”， “没有追求的”。我不是不稀罕豪华的跑车，可我还停留在驾驶小尼桑的能力，怎么能踩得动保时捷的油门呢。很多时候，现在得不到的物质，不是因为还不够富有，是因为精神上尚且单薄还驾驭不了，而精神丰盈的人或许已经不再需要去用物质美化自己，就像郭美美开玛莎拉蒂秀豪宅存款你也没觉得她有多尊贵，周润发坐地铁逛菜市场你却觉得场面美好。

　　我常常会听到西方朋友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有钱，却又那么不开心？”他们口中的“不开心”，是指走在路上和迎面走来的黄面孔打招呼，看到的总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这样的黄面孔，一张又一张，蔓延过奥克兰天价地皮和高价学区房，几百万的农场和果园，数不清的盈利生意。我和朋友开玩笑，“这张不开心的面孔，很可能上午给老刘打了个电话，发现他刚刚投资了几栋海边豪宅，比自己的还大上几亩地，心里觉得不舒服。”中国人的快乐，往往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快乐之上，而很多时候，这种物质攀比后带来的幸福感，是禁不住推敲的，就像每次坐公交车，互不相识的七十几岁中国老人，凑到一起，高谈阔论房价的涨势和儿女适时的投资，这个八十万那个一百三十万接下来或许还有一千万，一番慷慨激昂后各自分手，匆忙赶路，因为他们花一个小时穿越半个城市，要赶在天黑之前，去最便宜的超市里买烂掉一半的特价菜，把巴菲特用于股市的一句话放在这里特别合适，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而一杆精神与物质的天平，最好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初到国外那一年，我搬过十几次家，最后落户于一户北京人家，颠破流离中见识了很多房东夫妇，大多定居已久，有立足的事业和房产，开豪车，吃鲍鱼龙虾，富太太组团去LV拿新品，富少爷结伴去赌城奋战一个小时热身输去两千块，而我最后落户于的一户北京人家，却让我体会到了前者所不可相比的富足，不是来源于物质的富裕，而是来自于生活的饱满。房东是一对五十几岁的平凡夫妻，有一个刚刚上大学的儿子，全家移民十几年，经历过语言的障碍和寂寞的吞噬，是最辛苦的移民一代。两个人住在普通的三室一厅里，房子里的装饰多是房东阿姨手工制作的玩偶，阳台上是精心伺弄的十几种多肉，栽在二手店淘来的奇特花盆里，几株明艳的向日葵摆在叔叔亲手打制的花架上，昭示着生活的幸福美满。阿姨似热爱生活的少女，拍下春天第一簇樱花的盛开，洗印装裱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在悠闲的午后为女友的小孙女缝制一双可爱的婴儿鞋，在情人节把用圣女果摆成一箭穿心的图片发给我。她和叔叔在一起听交响乐，依偎在客厅里看一场黑白的电影，把好看的书介绍给我看，送我封面浪漫的日记本，也敲响我的门把一盘香气扑鼻的老北京糊塌子交给我。一杆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一端盛装着朴素的衣食住行，另一端是阳台上茂盛的多肉，精致的婴儿鞋，交响乐和老电影，意义深刻的小说……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相貌平凡，开一辆掉漆的旧车子，在二手市场里淘奇怪的小玩意，随便围一条淘宝的围巾却带着范思哲的高雅大气，那举手投足之间的气质，岁月无法摧毁，物质企及不到。

　　陈道明写过一篇文章，闲聊家长里短，“我不太花钱，我要是手里有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能在兜里搁三个月。我太太比我要节俭许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个乐趣。”纵观中国的影视圈，有几个琴棋书画样样通晓的陈道明，安心过这样一种淡泊名利的日子。我想，如果娱乐圈新生代的年轻明星们，可以把炫富的时间用来完成内心的修行，那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金像奖就指日可待了。

　　我亲爱的年轻人，你无意中读到这篇鸡汤，正在匆忙赶路，前方有高档皮包车子大豪宅在向你招手，你撇撇嘴埋怨我，“人各有志，你干嘛要来阻止我的努力呀。”我没有干扰你的物质梦想，它和其他梦想一样崇高美好，可是请看一看那熙熙攘攘的街上，每天有无数挎着LV新款皮包的女人从你身边走过，有些人举止优雅，有些人粗俗聒噪，你总是可以迅速地对一款皮包作出真假的心理裁断。如果你以一脸“一定是A货”的表情望着某个暴发户般的女人时，并不是因为那冒出线头的拉链出卖了她，而是因为有些人的气质，还配不上她的物质。

　　亲爱的，我只是不想你同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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