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与褚时健：一场鲜为人知的对话

　　王石与褚时健：一场鲜为人知的对话

　　王石听禇时健这个“天生资本家”讲述橙浮人生、世情冷暖与赚钱之道。

　　听说王石要来，86岁的禇时健上午十点多就在村口的小饭馆站着，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禇时健为什么要见王石？

　　禇时健说，因为“这个人在基本感情上、基本看法上，和我比较一致。”让禇时健印象最深的是，对于自己七八十岁了还敢创业，王石了解其中的艰苦。

　　11年前，刚从珠穆朗玛峰上下来的王石，就特地去见过刚从狱中“保外就医”的禇时健。和那次一样，要见这位吃住都在果园里的老人一面，驱车来回要九个小时。

　　王石为什么想见褚时健？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虽然隔得很远，但想的一样，做的也一样。

　　“很多人说，褚时健之前做的是特许经营，随便从昆明街头找个人，给他一样的条件他都做得到。”王石说：“我不这样认为，几百家靠特许经营的企业，为什么褚厂长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王石给褚时健75岁高龄创业的壮举起了个名字，叫“中年的延长”。作为这片广阔橙园名义上的所有者，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说：“我们是在玩儿，你们跳舞、唱歌、打门球、打乒乓球，我到果园里看果子，也是玩儿。”

　　“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

　　W：您用化肥吗？

　　C：用肥料也要讲究结构，纯粹氮肥就不行，果子看上去长得大，但味道淡、吃起来不舒服。这两天我们正在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我们有一个小肥料厂，一年产六七千吨，一棵树一年分到15公斤左右，这样土壤就变好了。

　　我们给大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树龄，我们目标是，有30年结果期，这是算过账的，假如从头开始（种树），除了一亩地投资两三万，还要耽搁三四年没有果子，而我们延长一年果龄，就会很划算。

　　现在别人租土地给我们的3000棵树，已经22年了，还很旺盛，估计可以收获到30年。我们多结一年水果，虽然多花点工资运输费，但等于白赚很多。中国柑橘协会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劳动成本高，我说高一点问题不大，出来的果品好，销售价高3点、高5点，不就拿回来了。

　　W：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整天都算成本、收益。

　　C：过去我帮国家干，也总是想拿最低成本换最高效益，那17年我已经做到了，烟叶一公斤我们为国家贡献225元税收和利润，同行能到40元就算最好的了。不算到心中有数，你就做不到。

　　我们在整个车间，单管节约、管原材料的就设计了八个岗位，一道一道来，第一道消耗指标是多少，下一道又是多少，到月底都要算账，算账以后有15%的收益奖给他们。

　　所以当时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统计指标是十个，我们十个指标在国内都是第一，100多家同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我们从头到尾一套系统做精细管理，各个环节都要讲数字，最后一检查，完成了还是超过了，每个月都要兑现奖惩。

　　以前还批判利润挂帅，我说如果利润不挂帅，国家的收入就要少很多，单说（企业领导）政治好就一切都好，我有点不相信。

　　W：您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也没上过商学院，这些想法是天生的？

　　C：我父亲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日本飞机轰炸，爆炸点离他太近，医治不好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过日子。我从小跟妈妈酿酒，那时候就开始算账。我读中学时也是靠酿酒赚钱，放假回来还自己酿酒，成本概念、利润概念早就很深刻了。

　　W：这等于十多岁就懂得算账了？

　　C：是。别人家用三斤包谷酿一斤酒，我说原料占成本太多，其次是燃料耗费太大，我们要想办法，实现两斤包谷酿一斤酒。原料煮熟以后要发酵，发酵环境我小时候就懂了，放在暖和的地方出酒率跟放在冷的地方不同，于是我创造条件，把火炉的木炭拿来，室温就上来了，我们的酒就多起来了。

　　我小时候酿酒，包括燃料和备料都是一个人搞。后来办企业时，在批判利润挂帅、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大家要改善生活。我们的食堂办得是最好的，政府给我们规定的利润都能完成，换别人来经营就是亏本，换我们就是赚钱的。

　　W：您说的是糖厂？

　　C：是小红糖厂。当时我说国家拿的多，大家都太清苦了，要把废弃物收起来，多养400头猪。

　　W：您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吧？

　　C：那时候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我就抓住一条，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需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改善生活，结果我们的日子就比别人好。当时不准发奖金，我们只直接提高生活标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念着口号搞资本主义。

　　“借钱给我们的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W：既然能算成本、利润，那您应该也会算风险。您当时做果园，有没有想过70多岁才再次创业，万一不成怎么办？

　　C：想过。我们两个下决心的时候，首先想的是这件事，我们资本少，当时只有200多万，但做这个项目要几千万，不足的本钱就向朋友借，借钱给我们的有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我也跟他们说过，万一失败了，我赔不起怎么办？朋友说：“您别说这个话，我们一家拿点钱借你，您有就还，没有就不还，也不要增加压力，我们相信您有九成把握。万一失败了，就是您不赔，您也别不安心。”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借来的钱都还了。

　　这些朋友说不要，我说我赚钱了不还不行。但朋友们坚决不要利息，我总觉得和朋友相处，不能对不起他们。

　　W：这就叫信誉？

　　C：是。我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以前有个牌子（的香烟），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但就是没有利润。《人民日报》记者问我这个事情，说你们定的价钱比成本还低，但质量又那么好……我说我们经营最不成功的就是这个牌子，最好的原料制造，但价格不理想。

　　采访一见报，那个牌子一星期销量就升了五倍，从东北到南方所有摊位上有多少卖多少，从70元涨到340、350元。我去南京、去王府井，问他们卖多少钱？他们说卖400元，我说：“你卖高了”。后来有人说，为什么我一句话就让这个品牌价格就涨上去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老头不会说谎，他说是好原料，肯定是好原料。后来我们同行里有很多人都学这种办法，但都搞不成，别人一听就说：“这个家伙是骗人的”。

　　W：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您？

　　C：我给他们许诺的东西都兑现。

　　W：您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C：不然人家干吗对我讲诚信？所以商业来往没有诚信是最糟糕的事情，谁都有最困难的时候。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帮过他们，有几个厂都要破产了，但我们只费一点力气就让他们翻身了，到今天他们都还感谢我。

　　我后来去了其中一个厂，他们把职工集中起来敲着鼓欢迎。我们说下回再这样，我真不敢再来了。所以，你对人诚实、宽容，人家对你也一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都帮我们，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种出来的果子好，所以销售困难。有一家就说你不要管了，你多余的卖不掉的拉来送给我们，一家30吨、50吨、100吨地卖，还有450吨的，别人就是这么帮我的。

　　W：但在中国，信用一直是个大问题，守信用的人似乎不多。

　　C：很多人设法骗人，但我们能做到十成，也只敢讲八成，跟政府也是只说到八成，还留着两成，担心做不到。说过的话就努力实现，朱镕基是很严格的人，他要求别人也严，他到我们那里，我跟他反映一个问题，我说进口指标不行。他说：“我帮你解决”，又说：“这个投资完成以后你的税能增加多少？”

　　那时他还在当副总理。我说：“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个改造完成以后，中央财政一年增加30亿。”朱总理说：“老褚你别吹牛”；我说，“我跟同行都不会乱说，何况跟您？等到一年，你问财政部这笔钱拿回来没有。”

　　W：后来实现了吗？

　　C：这个项目增加了40亿。后来我跟他身边的同志讲：“你跟朱副总理说一下，老褚那个任务完成了，而且还超过一点。”前一段有人来云南的时候，他还托人问老褚现在好不好。

　　“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

　　W：褚老您是12年前开始种树的？

　　C：我们2002年把这些地深翻，2003年开始种，今年第11年了。照广西、广东那边的惯例，树已经到了衰老期，投资还没收完。但我们两年就收回投资了，树还很旺盛，所以全国种柑橘的大省，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看我们。

　　W：您70多岁才开始种树，但他们一直在种，还有一些做农业研究的，种了几辈子都种不过你？

　　C：他们几代人都按传统搞，比如说湖南一些人。我们品种的原生地在湖南，但现在湖南本地的冰糖橙已经不行了，我们的却还行。

　　W：您一般什么时候处理果园的事？

　　C：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前四五年我的腿还好，到冬天的时候还能给树整形，多余枝条要剪掉，要思考树怎么长果品才好，坐到树根下讨论树。我们（和员工）经常要讨论的问题就写在黑板上或在会议室讨论，一般事情就是现场说。

　　W：马老师（褚时健夫人马静芬）给我们看了这些书，都是您当年自学的？

　　C：是的。晚上三四点睡醒了，就想着今年的果子有什么问题，要是找不到答案就睡不着，就翻这些书。

　　W：翻书就翻明白了？

　　C：书要翻，还要总结树的具体情况，要找规律。我们请过专家，有人说枝条要多，少了不行，叫工人一根枝都不能剪。但果子成熟后，要掉20%——30%，我们就开始怀疑他的技术。

　　我觉得不剪不行，不剪阳光照不进来，而树缺少日照，中间枝条就会枯萎，就长不好，花就开不好。慢慢地我们就了解了一些规律。

　　总之，遇到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经验，所以现在果子产得很好。

　　这三四年广东、广西有人过来说：“你们的树十几年还能结果，我们七八年就不行了”。又问我，小年产多少，大年产多少。我跟他们说，我们年年是大年，年年树种的都不密，原来一亩地种148棵，现在减少到80棵，每年要砍10%左右，砍了七八年，年年砍，年年产量向上走。

　　W：为什么要砍树？

　　C：太密了不行。柑橘协会有个理事长，他说你的种法成本高，恐怕不行，我说可以的，你卖8毛一斤，我卖8元，成本高10%不要紧。

　　再说，我们工夫花得多，但慢慢地机械化了，成本也就下来了。以前我们这些农田运输都有问题，靠人挑，现在我们把路修通了。

　　W：这是农业现代化啊！

　　C：我们农用拖拉机可以开到每个角落，也就节省了劳动力。

　　有一种病叫柑橘黄龙病，四五年就可以把一个果园毁掉，我们这里也有，大家都头疼。在别的地方，这种病医治不了，传播黄龙病的小虫在病树上爬过，又带着病毒爬到第二棵树，第二棵就得了病。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些人专门做病情侦查，然后确定病源，再定点清除。半个月来一次同防同治，几百户农民一起用喷药机械，一家人一台，我们出钱，大家一起来干活。

　　所以来学习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问：你们怎么没有黄龙病？我说有啊，但我们把传播媒介杀死，虽然这样就要多花劳动力，但劳动力多一点也划算。因为你不杀它，它就把整个园子都毁了。广西这六七年有很多乡镇把树全部铲除从头再来，但我说这样也不行，传染病马上又会传开，要先把传播途径控制住。我们花了不少钱，现在来看很值得。

　　W：要算一笔账吧？

　　C：我们的劳动力也不是特别贵，反正一棵树得病，我们就连根挖走，然后再种一棵大树苗，所以，果园看着还是很整齐的。

　　“人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活着就难了”

　　W：您以前管工业，现在是管农业，管工业的怎么能把农业管好？因为这是不同的概念，和工人打交道，你发工资人家干活，不干活我还可以罚你；农民不能这样啊，很难控制得住吧？您刚才说，大家对病虫害都没办法，但您就能把发病率从5%、6%降到1‰。尽管我相信您管烟厂的能力，但这么多年过来，我还是非常好奇，怎么把管工业和管农业两种理念结合起来？

　　C：开始我考虑过，第一，我从出发点考虑这个问题，市场分析都做过了，觉得有八九成把握成功。当时对这件事也是自己逼自己，因为别的我搞不成，没资本，不然我就做铜矿了，当时1.5万的成本可以销售到7万元，利润率非常高。但我没有那么大资本，所以就放弃了，搞现在的项目一两千万就可以。

　　W：为什么一定要再创一番事业？

　　C：我也想消磨时间，省得一天坐着生闷气。后来国企老总们的收入对我还是有点影响的，虽然人家总说我心态好，但其实也没那么好。我18年拿了80万工资和奖金，后来这些老总实行年薪制，但他们工作上没什么进步，一年就拿两三百万，这个时候我心里是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我就想找点事打发我的时间，一天上楼下楼跑十多次，总要找个事做，因为不甘心，不管目标能不能达到，人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活着就难了。

　　W：会不会受另一种影响，就是有人觉得您以前取得的成绩跟政策有关？

　　C：是啊。很多人说起我过去取得的成绩都是靠国家保护，有国家政策在，人人都做得到。但我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心里一直不服气。

　　开始种橙子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种好，我定的目标是，销售3元，成本最多1元，必须赚2元。把这个目标定下来后，朝着目标努力。

　　W：你做国家专卖行业时的目标和做褚橙的目标是一样的吗？

　　C：差不多。

　　W：问题是农业没有行业保护吧？

　　C：谁都不会认为我现在还享受国家保护吧？其实，他们说老褚当时是占国家政策便宜，但我说全国180个烟厂，为什么别人都占不到保护的便宜？所以，我要做成一件事情（种橙子）来跟大家比比。

　　最开始，我们有一些十五六年、二十年经验的人，我把技术问题全部交给他们解决。但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不能继续前进了，这样我们就做不到3元的销售，1元的成本。

　　后来我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两三年之后，他们说这个老头进入角色了，我们（技术员）的事情，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来了，而且把道理讲得很透。

　　W：后来就没争议了？

　　C：到2008年的时候，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争论了。

　　W：其实社会上也没有争议了。

　　C：是的，我没有国家保护，利润率还是非常高，而且是稳定的，我们在全国柑橘类市场中做到最好。现在国内总的柑橘量还是过剩的，但我们在总的过剩当中，基本做到稳稳销售。大伙看看，国家不保护，结果怎么样？

　　还有，我这个人挺怕求人的，去哪里都难开口。以前，人家跟我借钱，借3000万、5000万美元，像四川的涪陵烟厂，只要能说出道理，比方说三峡水库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影响，我就借给他们3000万美元，那时候汇率还是双轨制，我只要他们按照国家汇率还钱。

　　但我去求人的时候就开不了口。后来人家来帮我，也是他们先提出来，说你有困难，多余的（橙子）找我，我们买来发给职工。结果，他们集团消费完，多数人就知道了我的品牌，都觉得老褚种的橙子好吃。

　　让我求人真是不行，原来身边的人说找×××吧，我说我不找，不能经常求人家，求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能这样搞，长久不了的。

　　M：他搞销售还有个秘诀，就是要让中间商多赚钱，中间商多赚钱人家才给你卖。还有就是零售商要多赚钱，这样他们就会来帮忙，假如总是想着自己赚得多，那就麻烦了。有时候我们讨论价格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定得太高，要让别人赚钱，这样我们也赚钱，销售就不困难了。

　　听说你（万科）下面那些人，都有股份，你拿的比他们还少，是不是？

　　W：我是万分之一。

　　M：你是万分之一，别人比你多吗？

　　W：我没有褚总当时那么威猛，万科进行改造的时候，60%归国家，40%归企业，政府也有份。继续说褚橙的事？

　　C：后来我们好起来了，利润大概四五千万。跟现在那些老总比，他们两三百万一年，但有的老总把企业搞砸了，虽然也拿着两三百万，但我相信他们日子也不好过，被人家指着脊梁骨。

　　“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并不快乐”

　　W：您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C：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并不快乐。我出差到北京都躲着人，找我的人太多了。等我离开以后，他们才知道我去了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轻松，并不快乐，压力也重，但别人认为我很成功，认为我很快乐。现在我觉得还算快乐。

　　W：您最大的人生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在过去的30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C：事情做好，不论做大事小事，乐趣就在里面。事情做不好，心就不安，老是晚上睡不着，然后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

　　这12年我们主要是种果子，每年都看到果子长，一年又过一年，到2007年就把债还清了，到2008年开始更主动了，那一年增产1000吨，销售慢慢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才感觉轻松。当时多1000吨少1000吨不影响大局，但市场一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做经营最怕的是你的产品卖不动，卖不动麻烦就来了，苦难也来了。但我们慢慢走出困境，感觉更高兴了，现在一年赚几千万，别的不多想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W：褚老先生做的事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有启发，如果仅仅局限于报道一下，来个作家写一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最好还是请类似清华北大或者哈佛商学院，安排专门的博士、教授来真正地研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让褚老来口述，进行分析，慢慢总结。

　　M：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这些教授那么感兴趣？他们总结得出来吗？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里很多教授来，他们修剪的树不会结果，但我们修剪过的就能结果。

　　W：教授也分类。其中一类是做园林、搞植物学的教授，那个我不大懂。我说的研究，是从褚厂长管理企业的经验、做事的经验之中进行系统梳理，这是可以借鉴的。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将来会是很大的遗憾。

　　M：那倒是，他原来是不让写，一说写书就说“不写不写”。

　　W：不是写书。就这样说，比如说能不能筹备在玉溪建个企业博物馆，在褚厂长健在的时候整理、收集这些东西，把更多的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录下来，也许现在的教授不行，但可以留给后边更聪明的人，让他们来做研究。从褚老的家族开始研究，包括酿酒。

　　还有比如说在烟厂、在糖厂，他是怎么做管理的，慢慢整理出来，慢慢复原。我担心褚老一直在这里不方便，是不是玉溪那边更适合？合适的话，我们就在玉溪安排教学的地方，能做这样的事是我的荣幸。

　　C：也是我们的荣幸。

　　W：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老的粉丝。褚老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你问最重要的，那就是这条命了”

　　W：褚老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C：最大的成就，你（老伴）帮我归纳一下。

　　M：我不说，就是你说的那句话。

　　W：你老伴说了，你最大的成就第一个就是找到她了。

　　C：我们两个吵了一辈子架，但谁都离不开谁，结婚快60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生过什么家庭风波，也是一起度过的。

　　有一次在元江涨大水时，我去捞木头，差点被水冲走，但我想自己死了无所谓，她们两个怎么活？于是手和身体的力量突然大起来了，拼命往岸上游，大概五六分钟吧，抓到一块岩石，算是得救了，又休息十多分钟才出来。当时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就是家庭责任感吧。

　　问我最大的成就？从解放那年起，中国的很多运动我都经历了，我也做过很多事，很难说我哪件事没做好。被划成右派以后，我还搞过糖、酒、纸，参与了农业中的一些事，我从来没有躺下来过。

　　W：对最后的人生成功，都是很好的经历。

　　M：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要感谢它们，没有那些经历就没有今天。

　　C：我现在87岁（虚岁）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规模从2500亩增加到13000亩，但很多工作是别人去搞了。(www.lzdaxue.com)我们两个权衡过，现在还要指导他们，让他们少走点弯路，如果我还能活10年、15年，这个事情就会很圆满地完成；如果活不到，他们的困难就增加了。

　　M：说简单点，你问最重要的，就是这条命了。

　　C：他们（儿孙）在国外定居的都被我们叫回来，很有点对不起他们。两个（外）孙女，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都不想回来，但都被叫回来了。她们能回来有一个原因，如果她们读的是北大、清华，你让她们回来卖橙子，她们绝对不干，会不好意思的。

　　M：最近几年看到了效果。我们的大孙女那时坚决不回来，说要拿到绿卡才回，我说你拿到绿卡我们早累死了，快回来。

　　W：您对她们有什么忠告？

　　C：我跟她们讲，要艰苦，做人要公正，做人公正才能得到多数人支持，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是搞不好的，希望她们领会我这些思想。

　　我一生中，主观上没有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不管怎么说，80%、90%的人对我印象还是可以的，我还在牢房里时×××领导就叫人送5万块钱给我，说要注意营养。他是我帮助过的人，不求回报地帮助过他。

　　他从另一方面认为，这个老头还算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国家的。

　　W：褚先生一直说自己是给国家做事情，后来70岁开始给自己做，完全是家族的事情，这个转变当中，感觉上有什么区别？怎么把褚橙传承下去？以前您成功了，但谁来接班您决定不了，现在是您自己的事情，怎么考虑接班？

　　M：我们两个有段时间分歧很大，他对美国印象很好，但我对美国不感兴趣；老褚不想传给子孙，我就坚决要传给子孙。

　　褚时健：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文/田朴珺

　　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

　　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知道褚老的故事，有几个标签都可以贴给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优秀企业家，中国烟草大王，曾经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在别人眼里，他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烟草大王时代，他用18年时间，将濒临倒闭的云南红塔卷烟厂，变成年纳税高达300多亿的超级企业。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数据，300亿元放到今天是什么概念？

　　那时候，“褚时健”三个字是金字招牌，他随手写张纸条就相当于几十万，褚门难进，一面难求。在外人看来，这时的褚时健风光无限，谁能说不快乐？

　　“虽然别人认为我应该很快乐，但我不快乐，出差到北京也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我不敢露面，找我的人太多了，多得没有办法，我非常不轻松。虽然要讲指标，中国工业的十项指标，我们都遥遥领先，但我的压力很重！”颇有种高处不胜寒之感。

　　但真正的不快乐应是随后，1999年，72岁的他临近退休却身陷囹圄，“褚时健”这三个字成为一代企业家争议叹息的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他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最具标志性的悲剧人物之一。

　　75岁因严重糖尿病被允许保外就医，褚时健此时已是风烛残年，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历经坎坷的老人，都该安度晚年了。但他没有这样，他选择“再创业”。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狱时已经没有工资了，只有老伴的退休金，一个月两三千，“不能闲，也闲不住”。在我理解，就像我们一进门他紧紧握着我朋友的手半天，说的那句话，“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他的不甘心只可意会，其实是不想窝囊而死。在一边听到这句话，不知何故，我就开始抹眼泪。他老伴看到了，对我说，“你别哭啊，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嘛？”她越是这样安慰我，我心里越是不知哪儿来的酸楚。

　　褚老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想想就算了。于是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了解情况的人跟我说，“种橙子、卖橙子，这个门槛最低，没人再会说什么闲话”。

　　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种苗种下去时，他跟朋友描述六年之后丰收的景象，朋友推算，6年之后，81了，“一个70多岁的人创业，向大家描述80多岁时的景象，简直不敢想象。”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老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我听说，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说，“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没有专利保护，每年赚五六千万，规模在不断扩大。这12年，最主要的是种果子，每年看到果子长，慢慢长大了又过去一年，到2007年把债都还清了，才感觉这事算成功了，人才轻松了。”

　　对，卖橙子一年能赚五六千万。当他阐述什么是快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想想当时的情景，再看今天褚橙在全国的荣誉，正是印证了巴顿将军的那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

　　有人曾说，他以前在烟厂的辉煌是占了政策之便，说昆明街上随便一个挑扁担的都能把烟厂管好。今天当他在没有任何专利保护的情况下把农场做成功，证明了自己之后，快乐还有这一层。

　　我在想，这个老人当时种的是橙子，如果当年他选择做米线，也许会成为“米线大王”。我问褚老，“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在做实际的事情时，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还很难找出来。”他中学时为赚学费酿过酒，后来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地方官员，管理过糖厂、烟厂，现在又种橙子，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做事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www.lzdaxue.com)他说，“事情做好了，乐趣就在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事情做不好，心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

　　朋友跟我说，2003年他去看过褚老，当时褚老正为了修水泵跟别人砍价，要价80，他只想出价60，两人争了几个来回。朋友当时差点落泪，一个为国家纳税近千亿企业的老板，此时为20块钱讨价还价。

　　种橙子其实不简单，刚开始，他找来的农民受不了这份苦，干两天就走了。没有人手，两个年龄加起来超过140岁的老夫妇只能自己来，索性就住在田里，搭个棚子睡，抬头就能看到天。

　　雨季来临，橙子会掉一地，虫灾的时候，橙子会烂，褚老想了很多办法，找专家不行，找农民不行，只能自己找书看，经常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睡不着。我很好奇他这些年的阅读，他给我拿出一堆书，包括《柑橘技术100问》、《柑橘病虫害诊断与防治》、《脐橙优质丰产栽培技术》、《柑橘栽培病虫草防治彩色图谱》……

　　我翻看这些书，有两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书里面夹着橙子叶，整整齐齐；另一个是书上密密麻麻记着笔记，这些笔记主要和如何使用农药有关。这些书，价格都不贵，十几块一本，我想在这些书里，很难寻找到种橙子的秘诀。褚老说，“每个地方种橙子的情况都不同，土壤，气候，品种，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能把橙子种好，除了看书还要自己摸索。”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现在，雨多的时候，橙子还是常掉，夫人很心疼，褚老哄老伴说，“别怕别怕，咱们可以涨价嘛！”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现在的褚老，烟抽得少了，从一天三四包，到三四天一包。不过，他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大拇指和食指握着烟。他低头抽烟的样子，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临走时，我问褚老，“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种好橙子，活着”。

　　想成为大佬？知道大佬们起的有多早么！

　　华尔街见闻认为，必须提醒的是，尽管早起可能吃到更多的虫子，但更大的前提在于：早起的鸟儿必须拥有足够强壮的翅膀，以及鲜活旺盛的生命力。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大佬们到底起多早，以及，早起后他们在做什么。

　　1、美国在线公司（AOL）首席执行官Tim Armstrong

　　这位前谷歌执行官并不是一位“爱好睡觉”的人，他每天都在清晨5点或5：15醒来。之后要么工作，要么阅读，或者看看自家公司的产品，回复电子邮件。

　　为了保证更多的思考时间，Tim Armstrong通常不会自己开车，而是请专职司机。

　　2、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Tim Cook

　　这位科技巨擘在业界正是以早起出名。苹果的员工会在清晨、或者说接近黎明时分的4：30就收到Tim Cook的电子邮件，且每日如此，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当然，Tim Cook会在5点钟的时候准时出现在健身房。

　　3、通用电气（GE）首席执行官Jeff Immelt

　　通用电气（GE）首席执行官Jeff Immelt每一天的5：30，Jeff Immelt都会起床做有氧运动。期间，他还会读报纸，看CNBC。他曾经提起，自己已经连续24年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按照7天的时间计算，他每天的工作时长为14个小时以上……

　　4、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首席执行官Mary Barra

　　早起大概成了通用公司的传统，现任CEO Mary Barra就像其前任Daniel Akerson一样，日日早起。她每天准时准点地在清晨6点出现在办公室。在这一点上，她比前任做的还要出色。

　　5、富士施乐（Xerox）首席执行官Ursula Burns

　　回复电邮是Ursula Burns每日清晨的习惯，为此，她会在5：15起床。不过，尽管经常会工作到深夜，但Ursula Burns会保证自己每周两次的个人健康训练，这个时间定在6：00，每次一个小时。

　　7、菲亚特（Fiat）和克莱斯勒（Chrysler）首席执行官Sergio Marchionne

　　这位具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的商人起床的时候，恐怕大部分人都还在梦乡中——3：30。公司有位高管曾表示：“Sergio创造出了（一周里的）第八天，我们来实现它。”还有一位高管曾在60 Minutes节目中这样说：“当意大利放假的时候，他回美国工作；当美国放假的时候，他再回意大利工作。”

　　8、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Bill Gross

　　Bill Gross的早起如同他那糟糕的君王脾气，以及职业二十一点玩家的身份一样出名。他会在4：30就起床，查看全球市场行情和消息，并在6点钟准时坐在办公桌前。

　　9、Twitter创始人、移动支付公司Square首席执行官Jack Dorsey

　　Jack Dorsey曾对媒体透露，他一般会在5：30起床，然后就开始做早课——冥想，以及一个小时的慢跑。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持续了很久，尤其是同时在Twitter和Square之间来回奔波工作的时候。

　　10、维珍集团（Virgin Group）创始人及董事局主席Richard Branson

　　Richard Branson自曝起床时间是5：45，甚至在他的私人岛屿上度假时也是如此。他会拉开窗帘睡觉，这样，第二天的阳光就会叫醒自己。

　　11、百事集团（PepsiCo）首席执行官Indra Nooyi

　　这位这位印度裔女执行官最早的起床时间是清晨4点。她曾称：“人们说，睡眠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这份礼物我从未得到过。”她透露自己每天到公司的时间不会晚于7点。

　　12、维珍美国首席执行官David Cush

　　他曾向媒体表示，自己每天会在4：15起床，然后发邮件、致电东海岸的商业伙伴。不过，每天清晨的达拉斯体育广播是他不会错过的节目，当然，还包括读报纸和健身。

　　13、迪斯尼集团首席执行官Bob Iger

　　Bob Iger曾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一般在4：30起床，利用上班前这段安静的时光读报纸、看电视。这段时间无人打扰，他能同时处理多项事情。

　　14、Hain Celestial Group首席执行官Irwin Simon

　　美国天然日用品制造商Hain Celestial集团CEO Irwin Simon会在5点钟起床。之后的习惯就像上述几个CEO们一样，回复邮件、与欧洲和亚洲的商业伙伴通话。不同的是，他还会在孩子们起来之前祈祷、遛狗、做运动。而且，他还能在进入长岛办公室之前在曼哈顿开个早餐会。

　　15、前百事可乐CEO Steve Reinemund

　　现任Wake Forest大学商学院院长Steve Reinemund曾经告诉雅虎财经，他在5:30起床，再读报纸。他会在工作前浏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达拉斯晨报。

　　16、星巴克CEO Howard Schultz

　　Howard Schultz以晨练开始新的一天，一般是与妻子一同骑车。即便如此，他也会保证自己在6点之前赶到办公室。

　　17、Aurora Fashions首席执行官Mike Shearwood

　　作为一家英国时尚领域的先锋公司，Aurora Fashions首席执行官Mike Shearwood忙碌的一天开始于清晨5点。他从诺丁汉赶到伦敦差不多是7：45了。他对这种长距离的上下班路途乐此不疲：“我会赶复邮件、赶工作，还能与团队通电话。”

　　18、布鲁克林篮网队首席执行官Brett Yormark

　　布鲁克林篮网队（Brooklyn Nets）在更名前为新泽西篮网队。Brett Yormark是全美NBA界最年轻的CEO。他的起床时间也许会让很多人汗颜——3点半。而且他在4：30就会出现在办公室了。然后他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发邮件什么的。

　　不过，他并非铁人。周末是他放松自己的时间——7点钟才到办公室工作。

　　19、前氧气媒体公司 （Oxygen Channel）首席执行官Gerry Laybourne

　　作为二十世纪80年代有线电视界先锋人物，Gerry Laybourne总是在6点起床，半小时以后离家赶赴公司。如果你起的够早，她可能还会带上你。她曾对雅虎财经说：“每周一到两次，我都会在中央公园步行，并与一名寻求我的建议的年轻人同行。这是我帮助下一代人的方式。如果有人早起，我认为，他对待生活是认真的。(www.lzdaxue.com)我无法在公司做这些事，但早起让我有空健身，同时，还能和年轻人保持沟通交流。”

　　20、私募股权投资公司Saban Capital首席执行官Haim Saban

　　这位埃及出生的以色列-美国籍亿万富豪也很勤奋，6：02，他就开始享用清晨咖啡了。他会在75分钟的晨练前先工作一小时。

　　21、Brooklyn Industries首席执行官Lexy Funk

　　这位时尚企业联合创始人之一曾对赫芬顿邮报如此形容她的一天：“我一般在4点醒来。”然后，她就开始纠结了：到底是倒头再睡，还是拿起黑莓工作呢？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她在忙于回复邮件的同时，会抽空打几个和生意有关的电话。

　　22、喜达屋酒店（Starwood Hotels）首席执行官Frits Van Paasschen

　　他在5：50就开始跑步了，你可以想象他的起床时间。6：30，他会准时出现在办公桌前。

　　23、Cisco 首席执行官Padmasree Warrior

　　这位印度裔女强人4：30就起来了，发邮件、读新闻、晨练，一样不少。最晚在8：30，她就会进入公司工作了。

　　也正因其勤奋而卓有成效的工作，Padmasree Warrior早在作为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的时候就备受赞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