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 - 人物影响

　　贝多芬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ZDF主办的“100位最伟大的德国人评选”中，德国观众通过手机短信、电话、互联网和邮寄等形式投票，贝多芬排名12，在音乐家中只有巴赫比他靠前(排名第6)。有人认为，贝多芬改变了作曲家的地位，作曲家从前只是一种接受委托进行创作的职业。而贝多芬则是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借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智，并且通过演出和出版使得自己的生活独立起来，不需仰人鼻息。他在这方面的开拓作用，可与拜伦在诗歌方面和威廉·透纳在绘画方面相比。

　　《贝多芬》(Beethoven)一书的作者康拉德·居斯特(Konrad Küster)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了解贝多芬。在贝多芬的时代，他既有崇拜者、也有批评家，甚至还有不能理解他的音乐的人。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他是一个榜样，虽然这个榜样有时会起到震慑的作用，因为很难想象有人能在作曲方面与贝多芬比肩。……这种榜样，不但影响了音乐家，还影响了音乐爱好者。

　　罗曼·罗兰为贝多芬的作品作评论，1903年又投入到《贝多芬的一生》(《La vie de Beethoven》)的写作中。贝多芬身受耳聋和各种病痛困扰，却依旧坚持写作的人格无疑也吸引着罗兰。在后者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闪烁着贝多芬的影子。他的《贝多芬的一生》不但被视为一部音乐历史书，还是一部文学性极好的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

　　而同时代的歌德，不但为贝多芬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还和贝多芬有过直接的私人交往。他在一封寄给时年25岁的贝蒂娜·布伦塔诺的信中写道：说心底话，去结识贝多芬，即使是稍稍交换一下观点和感受也是获益良多的，为此我愿意牺牲一切。

　　贝多芬的音乐可谓是西方浪漫主义音乐的典范及开源之作。经过舒伯特、门德尔松、瓦格纳、罗伯特·舒曼、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和威尔第等等作曲家的努力下，浪漫主义音乐得以开花结果，繁盛了整个19世纪。法国作曲家柏辽兹为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都作过评论。而在19世纪的德奥音乐界，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派是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被人称作“冷灶余薪”。另一是以瓦格纳为首的浪漫主义作曲家群。两派分歧甚多，互成帮派甚至互相责难，但是他们都非常尊重贝多芬的前作。

　　勃拉姆斯第一号交响曲自1862年执笔，迟至1876年才完成并首演。这是由于他严格的自我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信心不足，在贝多芬的盛名之下要延续贝多芬的曲风，对他来说显然是很难的一件事。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被人名为“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而从下面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的小段落比较，可看出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曲风上的继承关系。

　　相似恩斯特·希奥多·阿玛丢斯·霍夫曼则认为贝多芬的器乐作品一流，但对声乐作品持保留态度。瓦格纳认为贝多芬的作品使得没人能再写交响曲了，而他自己除了写出一部C大调交响曲和一部未完成的E大交响曲外，确实没再碰交响曲这种题材，而是专心打造自己的理想艺术样式—乐剧。而且克拉拉·舒曼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维克认为他的《C大调交响曲》其实就是贝多芬第7交响曲的翻版。瓦格纳的这种表示敬畏的言论幸好没阻止布鲁克纳和马勒前进。他们写出了长大深广的交响曲作品。马勒还在他的第2、3、4和8交响曲里面加入人声。但两人的交响曲都没法越过“九”这个数字。

　　而贝多芬在俄国也有着他特殊的影响力，即使在20世纪也一样。在前苏联时代，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位来自波恩的作曲家很受欢迎，因为他代表着革命，他的音乐则是力量、意志力和忍耐力的表现。根自俄国的新古典主义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非常敬重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常因其交响曲被比作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对主题的处理，小乐句的扩展与贝多芬的非常相似。

　　到了20世纪，音乐进入后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时代。欣德米特的第三钢琴奏鸣曲有着后期贝多芬的痕迹。而“新维也纳乐派”也崭露头角。其代表人物之一勋伯格在描述贝多芬对自己的影响时说道： 从贝多芬那里，我懂得了如何去避免单调和空洞，而同中又可以有异，原始的材料可以被重塑成新的样式，还有通过对看似单调的音乐片断稍加修改或对之进行变奏可以产生出何等之多的妙音。（本文由励志大学网的励志人物栏目整理发布http://www.lzdaxue.com/zhuantirenwu/）

　　而在贝多芬的音乐接受方面，“平民化”和“社会主义化”的音乐文化都在《第九交响曲》上找到依傍(中国则是例外，因为席勒的《欢乐颂》不但有“人人皆成亲兄弟”，还有宗教方面的内容)。在小说发条橙和由库贝利克导演的同名电影中，可以看到主要人物在听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下去行凶。贝多芬的音乐甚至被政治化。而其中的著名的例子，就是纳粹当政时期的1942年，指挥家福特文格勒为庆祝希特勒生日而演奏第九交响曲(俗称“黑色贝九”)，还有他在1944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的“乌拉尼亚英雄”。又正是福特文格勒在1951年战后首届拜鲁依特音乐节上再次指挥了《第九交响曲》，实况为EMI和巴伐利亚广播公司[89]所录制，成为了很多音乐爱好者心目中该曲目的最佳演绎，这也是拜鲁依特音乐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非瓦格纳节目，另外一次则可追溯到1872年剧院落成之时。而伦纳德·伯恩斯坦在1989年12月23和25日两天，为庆祝东西德合并在柏林上演《第九交响曲》，而且将《欢乐颂》改为《自由颂》，他对此说道：“贝多芬在天之灵，也会同意我们这样做的。”

　　另外，20世纪媒体，特别是唱片工业的发展也使得贝多芬的音乐更广泛的得到传播。尼基什率先在1913年录制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钢琴家阿尔图·施纳贝尔则在1932—1935年录制了贝多芬的全套钢琴奏鸣曲。而真正的高潮则要等到二战结束，威廉·肯普夫在50年代就已录制好了贝多芬的全部钢琴奏鸣曲和协奏曲，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则在自己生命的尾声完成了贝多芬交响曲全套的录制工作。进入立体声录音时代后，众多指挥名家不停地灌录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版本无法胜数。而其中可分为以卡尔·贝姆、伯恩斯坦、克伦佩勒、布努诺·瓦尔特、阿巴多、塞尔、克鲁依坦为代表的，使用现代管弦乐团编制和乐器的诠释方法。其中指挥名家“指挥界的帝王”卡拉扬一人就录制了4套(其中包括60年代的“红卡”)，其棒下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录音不下7张。第二种则是最近兴起的以哈农考特、约翰·艾略特·加德纳、诺灵顿为代表的“本真”派，他们尽量使用贝多芬时代的乐队规模和乐器来解读作品，并对原谱进行深一步的校对，竭力保持作品的原貌。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和钢琴协奏曲则成了钢琴演奏家的试金石。至少117位钢琴演奏家已经录下了自己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92]。另外，小提琴演奏家们则通常都会留下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和两首带标题的小提琴奏鸣曲录音。

　　1932年1月27日一颗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由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威廉·威尔穆特发现。它被命为贝多芬，以示对这位德国作曲家的纪念。

　　进入数码时代以后，当索尼公司的科研人员制作出第一张激光唱片时，他们认为，一张唱片的时间必须能够容纳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由此，一张激光唱片的时间被定为7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