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的历史评价

　　孙中山被国共双方尊称为“革命的先行者”，国民党更是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中共则称其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每逢国庆，更是把其画像置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供给世人瞻仰!国共双方联手把孙中山推上了神坛。其实，革命仅仅只是孙中山的一个侧面写照。要我来评价这个人的话，我认为那就是：薄有功绩，人品低劣，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因人成事，卖国求助，引狼入室，刚愎自用，栽赃嫁祸。本文由励志大学www.lzdaxue.com整理提供

　　首先说薄有功绩。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后，就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变革，于是上书李鸿章。但李鸿章未搭理，不果后孙中山在美国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了推翻清王朝的行动。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影响了一批人，使一部分人认识到推翻封建专制的必要。可以说从他倡导的推翻清王朝以来，特别是其后成立的国民政府以来，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了。后面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都表明了帝制已经彻底失去人心。从这点来看，倡导革命和倡导建立国民政府，可说是他的历史功绩。但辛亥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功绩却基本不能归结到孙中山身上。

　　武昌起义与孙及其领导的政治团体根本无关，而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所导致。当时孙氏本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也就是后来被称作丹佛的地方，对有关武昌起义并不知情。初闻革命成功时，孙氏还大为讶异，事后，孙氏本人也曾对人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而清帝逊位和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袁世凯，尽管这其中夹杂了太多的袁世凯的个人私心，但没有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的逼迫，清帝根本不可能退位。只是后来由于袁世凯称帝，彻底坏了自己的名声，以至于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也被人选择性的遗忘，又加上孙氏追随者(蒋介石)在北伐以及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不断的称颂、追捧才形成了后来所谓先行者的说法。总之，从种种因素上来说，这位先行者对中华民国的建立仅仅是薄有功绩。

　　其次，从孙中山的革命口号和他的革命行动中来认真判断，他并不一定真正清楚革命到底是什么，至少和我们所知道的革命有着本质差别。他没有广泛宣传、动员组织民众，而是率领一些会道门出身的追随者开展所谓暗杀革命。不仅暗杀清王朝的人，甚至连同为反清志士的陶成章都被其追随者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是当时革命党领袖中反对孙氏最为坚决者，他不但因与孙文不和而带领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后来更曾几度攻击孙文。

　　因此，我始终认为在暗杀陶成章一事上，孙文应该是知情或者默许的，要知道，陶成章可是光复会的领袖，不是陈其美能随意动手的。而且，陶成章被暗杀之后，孙文不经调查就急匆匆宣布陶案为“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大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孙氏创立的团体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完全依靠国外华侨捐助，而其却借此作为携美周游列国的生活用度。孙氏成立的政治团体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完全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形式。这也是他后来将其改组成国民党的原因，而国民党的党章要求绝对服从于他这个总理个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氏逃亡日本，1914年7月中，孙文在日本召集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入中华革命党者一律必须登记、立誓、盖指模、效忠孙文一人。以上种种，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孙氏领导的这些个团体更像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恐怖主义组织。

　　第三，人品低劣，一是孙氏老牛好吃嫩草，而且多是窝边草;二是对吃过的草，经常是如弃鄙履。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资料，1901年他在横滨避祸时藏在大月薰父亲家。当时孙36岁，大月薰13岁，次年举行结婚仪式。生有一女，叫宫川富美子。后来再度流亡日本期间，据传与宋蔼龄是性.伴侣。两人借住在梅屋庄吉家。孙又相中了老朋友梅屋的女儿梅子，还向她求婚。宋蔼龄倒是没说啥，可梅子拒绝了。因为她不能容忍孙和宋蔼龄在她家同居时，孙居然还敢向另一个女人求婚。陈炯明兵变时，这位先行者很不是东西，他把宋庆龄当成诱饵留下，自己带着大部分卫兵偷偷的跑了。那时宋怀有几个月的身孕，身边只有十几个卫兵。宋流产，以后终身不孕。而宋的付出，得到的只是孙的一封没有抬头和落款，只有十几个字的所谓情书。这是宋一生中仅得的文书。至于宋的国母身份，也就是大陆认可。当时的老同盟会和国民党元老都是不太认可的，后来的国民党政权更是把她完全抹去。2人结婚时，孙49岁，宋22岁。所以当宋查理以女儿未成年不能结婚为由，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他们结婚时，日本政府也无能为力。宋在晚年坚决拒绝自己去世后与孙氏合葬中山陵，似乎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某种含义。

　　第四，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和他嘴上没有把门乱放炮有关。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这位先行者言辞夸大不实。他提出要在10年内建成铁路10万公里，可直到我们那时候中国的铁路也没有那么长。他从没有过政府工作经验，却对政府工作指手画脚，夸夸其谈。

　　第五，因人成事，孙氏成立了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缺乏资金却不自己经营，而是周游各国，到华侨中募捐。武昌起义的时候他在国外，迫使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政府很大程度上又是袁世凯的手笔。接下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又是借助南方军阀势力。再后来的广州政府是依靠陈炯明等军阀。直到黄埔军校成立，才有了属于自己政党的依靠力量。可黄埔军校也是在苏俄以及中共帮助下建立的。

　　第六，卖国求助，引狼入室，这话可绝非污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袁世凯签订的这个条约是日本政府提出来的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虽然袁世凯最终迫于压力签署了它，可还是对条约中的一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条款不予以认可的。但孙氏在听闻袁世凯与日本订立条约的消息后，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及其政治团体的支持，竟然与日本签订了比《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这就是所谓的《中日盟约》。这个条约曾经在1915年3月出版的《民族评论》中有过揭露。1915年2月，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就曾经为此公开指责孙氏此举为“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

　　现在日本政府资料中还有关于《中日盟约》的相关记载，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该条约中，孙中山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相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更加宽泛、更为恶劣。《二十一条》是袁世凯被迫签署，而且还对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事项不予认可，《中日盟约》则是孙氏主动提出与日本签署，出卖的国家利益更为严重、彻底。而为了获得苏俄支持以对抗北面的北洋政府，孙氏同样对苏俄侵占中国利益，扶持外蒙独立予以认同。这种借助外敌对抗乃至消灭国内不同势力的做法，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先例。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生提供了参考，埋下了日后军阀混战的种子。由于《二十一条》都被国人如此痛批，比它卖国更严重的《中日盟约》一旦宣扬开来会是什么后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孙氏在五四运动中始终保持沉默。一方面，他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支持他及其团体，不可能投身爱国运动中反对日本。当然，他也要担心他如果现在支持爱国运动，一旦日本方面恼怒，把《中日盟约》签定前后的细节都披露出来，孙氏将身败名裂。另一方面，孙氏也不可能现在站出来反对爱国运动，那样他及其团体将遭到全体国人的唾弃，其团体也将分崩离析。因此，保持沉默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纵观五四运动，孙氏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为被捕学生发表过任何申明，否则，国共还不大书特书!

　　第七，刚愎自用，现在由于国共双方的立场，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把1924年发生在广州的商团事件定性为叛乱，认为孙文及蒋中正镇压有理。但实质上，这个事件不过是官逼商反，而且是商还没反，就被孙氏制造借口予以清除。事件的导火索是商团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100万元的武器于1924年8月10日被查扣一事。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

　　期间为了索要回这批武器，商团和广州政府曾进行过多次交涉。虽曾在第一次罢市后经过谈判，商团与广州政府达成了协议，但其后又因广州政府大幅提高价码，索要2、3百万元，且又将商团订购的武器挪做北伐之用，双方关系破裂。商团准备第二次罢市。 但这时苏联提供给孙文的武器运到了，加上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的游行队伍在向商团驻地附近开进时遭到商团杀伤为孙文提供了镇压的借口，孙文镇压商团的决心已定，且拒绝听取一切调和手段的建议。10月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在镇压过程中，蒋中正为了减少学生军和其他部队的伤亡，同意使用火攻。利用煤油纵火焚烧西关商铺及商团支持者，广州商业最繁华的西关商业区在大火中几乎化为一片白地。在这场镇压商团的战斗中，因为大火和乱兵肆虐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有5000多万港元，此外，平民死伤约2000人。镇压商团之后，广州政府又向未有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200元，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过这场镇压，广州城内居住的众多侨眷，其财产和人员损失可谓惨重。也就是在这场大火中，曾为后人广泛传诵的“宝芝林”化为飞灰。受此打击，半年之后，一代宗师黄飞鸿就此离世。 事后，广东商界的众多人士开始转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不过，最终孙中山依靠苏联支持击败了陈炯明。 受孙氏在此次镇压商团事件中所作所为的影响，1925年，孙氏在北京逝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最后，栽赃嫁祸。宋教仁被杀一案，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国共双方现在都认定袁世凯为凶手!事实真的如此吗?从历史上看，宋教仁和孙氏同为同盟会的大佬，但双方在政治理念和革命方式上南辕北辙!宋在同盟会中曾多次指责孙“做事近于专制跋扈”，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且，在武昌起义之后，宋在孙成为临时大总统之前便反对总统权力过大，主张成立内阁，但被孙所否决。其后，宋又赞同袁世凯定都北京，主张议会共和，反对暴力手段，这些都与孙的主张相悖。

　　再看宋案中的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临时被找来执行的工具，后来是更在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的模范监狱里死掉的。而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则都是共进会成员。其中应桂馨与陈其美二人从反清时代起关系就非同一般，辛亥之后，应桂馨曾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也就是说，宋案的凶手中的关键人物与孙文及其党羽的关系更为密切。再说孙文及其党羽在宋案发生后的举动。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坦然同意按照司法手段解决，并在孙党干将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开展审判活动。按说，孙文及其党羽完全应该等最终审判结果出来后，才好根据有关结果采取行动。

　　但令人费解的是，孙文及其党羽在审判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宋案为袁世凯所为，并且号召各地起来推翻北京袁世凯的统治，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而且，在案件审判期间，作为执行刺杀任务的凶手武士英又在陈其美控制下的上海监狱中被人灭口，加上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这难免让人疑惑，孙文及其党羽究竟要掩饰什么?!再看宋案刺中的动机。宋案发生后，表面上看，袁世凯除去了一个要组阁分权的对手，可即便宋顺利组阁，军政大权也依然把持在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以下野之臣的身份尚能掌控北洋，架空清廷，何况贵为大总统，即便多了个责任内阁，难道就掌控不了北洋了?)，袁世凯似乎没有因此而对宋下手的充足理由。

　　再者说，袁世凯放着自己竞争对手黎元洪、孙文、黄兴不杀，又何必去杀一个热衷于议会共和的书生呢?更何况国会刚刚成立，正是需要南北和平的时候，袁世凯实无必要在此关键时刻去自找内乱。与袁世凯动机不充分相反，孙文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一些。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固然少了一个在国会内分权的人，但孙文又何尝不是除去了其在国民党内的最大威胁!由于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创始人，加上当时孙文呆在日本，黄兴热衷于经商，国会选举的胜利可谓是宋教仁一手推动下才取得的结果。

　　如果宋教仁最终到北京顺利组阁后，那孙文及其党羽将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最后，再看一下宋案发生后究竟谁获利最大。宋案发生后，袁世凯除了去掉一个在国会内分权的人外，南北重新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刚刚稳定的国内局势再次陷入动乱，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获利。与此相对照，宋案发生后，孙文重新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党内再无人能撼动其地位。此外，又达到了鼓动其他势力共同反对袁世凯的目的，使孙在国内的声望剧增。若是他们所鼓动的二次革命实现其意图的话，那他们完全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不过，让孙文等人失望的是，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他只好再一次跑到日本。孙氏与陈炯明的关系更为奇特!孙、陈关系破裂之后，骂之为贼，骂之为逆。

　　孙文陈却未对外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在1925年3月孙文去世后，陈炯明送了一幅“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的挽联对自己与孙关系略加辩解，除此之外，终陈炯明一生，没有公开谈及孙、陈恩怨。那么两人为何绝裂那?根本还在于双方政治理念的分歧!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辛亥革命后，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和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不同。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

　　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

　　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怀有私心，陈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

　　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

　　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陈炯明下野后到香港生活一直很艰难， 多赖部下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