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生长
作为新闻记者、财经作家，张翼历时6年跟踪采访报道新东方，写成《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2009年11月6日，北京，中关村西区，新东方大厦9层贵宾室，俞敏洪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现将访谈录全文刊登。
张翼：为了写作《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我浏览了你近1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内部讲话、公开演讲、新闻报道，感觉“中国古典文化”对你影响比较深，比如读《三国演义》，你通过分析刘备、曹操的用人得失与成败，得出基本结论“管理企业要在利益和人情之间找平衡”。你在新东方最为混乱的时期把《三国演义》又钻研了一遍，这本书对你性格改变、思想提升产生了哪些影响？
俞敏洪：其实不只《三国演义》，《论语》、《老子》这些会聚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经典著作，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读《水浒传》的小人书，对情感与忠诚体会得很多。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亲兄弟为了一点小事打得不可开交，恨不得互相掐死；但一旦别人招惹了其中一个，兄弟俩立马就会联合起来和别人对抗，把别人制服后，哥俩再接着打。
北大求学的5年，我阅读了800多本书，其中包括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国演义》讲述的诸侯并起、英雄聚义、争夺天下的故事。经营企业之后重读《三国演义》，我就总在想，刘备、曹操为什么能成大事？刘备、曹操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质？刘备、曹操靠什么方式凝聚一支“经理人”团队？那些龙精虎猛的“经理人”为什么对刘备、曹操格外坚贞和忠诚？此外，我还经常琢磨为什么“市井无赖”刘邦能够赢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却自刎乌江？曹操的形象在小说里被演绎成了乱世奸雄，真实的曹操其实并不能说是奸诈。曹操十分推崇《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有过详尽的注解，我仔细阅读过，获益良多。我很喜欢、很钦佩曹操，曹操这个人意志坚定，知人识人尊重人才，而且很会用人，知道把合适的人安置到合适的岗位，从而创造出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大好局面。曹操的雄才大略、战略思维足以吸引天下英雄追随他。
反复阅读《三国演义》，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利益、情谊、理想、目标，这些都是维系团队、成就事业的关键因素。
1993年我和老婆创办了新东方，后来我从海外请回了徐小平、王强，陆续赶走了公司里的家人和亲戚，实现了新东方从个体户、夫妻店到现代公司的痛苦转型。再后来，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很多人都说新东方成功了。可以说，新东方的成长和发展与我的个性息息相关。不过我做不了“曹操”，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弱一点。我这个人，性情比较宽容、乐于容纳，不会表现得特别强势也从不独断，我喜欢倾听朋友们的建议和忠告，我喜欢跟着朋友们转。在新东方，我具有作为创始人的地位和权威，自认为在战略判断上一般不会犯错，我的身边也没有“诸葛亮”来帮我判断和抉择。从个性上来说，我可能更像“刘备”。
张翼：你的博客文章，总是会让人生发出一种深切的感动，总是会让人体会到一种力量的传递。精神激励、心灵励志是新东方以及你本人一直着力培育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也已固化为新东方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并且塑造了一群理想主义者“致富”的形象。但是从新东方离职的骨干教师曾经不无激愤地指出，“新东方成功地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
俞敏洪：“新东方成功地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这句话，是在新东方没有实现既得利益的失落者发表的言论。精神激励、心灵励志已经成为新东方的一种独特文化。今天，对于新东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东方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家园”。不过，理想主义是靠利益驱动实现的，新东方是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创下的基业，即使是创业的最初阶段也没有出现过那种过分宣扬情谊，无私无我，极度“理想化”的场景。
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我不要求新东方员工和我一样充满理想主义。我承认，新东方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利益驱动为主体的。所有的理想都要靠人才去创造，而人才是需要利益实现去维系的。新东方能有今天，是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是利益实现、情感维系、理想驱动的结果。新东方的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之上的，走向美国资本市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公司的新东方恐怕难以生存。
为什么我每次去西藏都会感动？因为看到很多藏民穷苦了一辈子，为了一次朝圣甘愿“五体匍匐十万计”，一路磕头磕到拉萨，然后带着无比愉悦的心灵满足离开布达拉宫。上市公司不是宗教机构，很难达到靠信仰支撑的境界，能做到理想感召就已经是极限了。经营新东方这些年来，我不停地向员工们灌输一种价值观和事业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不断刷新的，比如近年来我一直以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的理想来鼓励新东方员工。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理想主义的实现可以依凭多个载体，比如你可以是非营利机构，你可以是私人化机构。这些年来，新东方的公司属性不断变化，从个体户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但是对于我来说，从事教育事业的崇高感、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从未改变。（励志一生 http://www.lzdaxue.com）直面现实，不再绝望不再痛苦，而是努力、专注地寻求生活与事业的空间，以我们的人文情怀给予中国最广大学生群体以精神的鼓励和人格的培养，新东方的理想主义是建构在对中国教育、中国学生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在我看来，一群人、一个机构，不再自顾自地埋头赶路而是经常性地抬头看蓝天，那就是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
张翼：独具个性的教学方式，另类风格的教师形象，是新东方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一定意义上说，授课教师是新东方最为珍贵的“核心资产”，但是数以千计的授课教师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是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会引发或然风险。
俞敏洪：新东方现在有8000多名授课教师，这是新东方的“核心资产”。如此数量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如何“管束”？首先是在理念与行为层面进行积极引导和道德约束，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新东方所能承受和宽容的底线所在。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天候监控授课老师的行为，但是职业操守的准则，我们宣贯到所有教师。所谓底线就是动摇不得的“红线”，谁也不能触碰，我必须保证新东方的安全运行。在所有的宽容之下，必须确保新东方系统的经营安全，这就是我绝不妥协的原则。
6年前，新东方一个分校的校长，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事儿发生在现在的话，我肯定会把他送进监狱。当年我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哥儿们意气”，出于体恤、宽恕的现实考虑，只是要求他清退了所占用的款项。回望过往的创业史，新东方曾经混乱到了几乎要崩溃的边缘，但是我始终认为那时候我与那帮朋友吵架，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主要是心态的差异、意见的分歧而已。所以那时候的纷争不存在惩罚谁的问题，关键是你要开放胸怀，能够“无限制”宽容他人。但是现在来回想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理，我确实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知识分子化”，不像个谙熟法治、善于管治的企业家。我记的很清楚，当年参与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纵容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能惩罚，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我们觉得跟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评之词。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我给你举个例子，2008年，新东方一个分校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5、6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了两年。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只要把钱退了，全都一笔勾销了，但这次我决定严惩不怠。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课以重律的话，很可能会对新东方员工造成误导。新东方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肃化、法治化，引导授课教师、经理人阶层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法。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能力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持续的。孔子的《论语》讲的都是向善与道德，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如何惩戒恶的行为。很多官员都会背诵《论语》的章节，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所以我对肃贪非常支持。没有规矩的话，文化无法真正弘扬，道德也会沦丧。
张翼：新东方的经营团队、业务团队，如何达成“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谐调？这样的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是新东方最为棘手的管理问题？
俞敏洪：“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契合，确实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文化和管理问题。做事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继而向着尽量符合对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决定。新东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几乎从来不用强制性、指令性的词汇，比如“你必须这样”“你照这样去做”。我经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性格比较柔弱，新东方的员工大多都知道。我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权衡得比较多，让步得比较多，但所谓的柔弱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原则，缺乏决断力、判断力。有时候也会因为过多考虑情感因素、现实境况，影响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则我是坚定不移的。如果在员工心目中，老板是一个软绵绵的形象和做派，很难管理好企业。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员工、学生、公众心目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正面、阳光的个人形象。
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思想境界，并非是指在行为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按照卢梭的说法，人是生而自由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身受束缚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这是我在雪地上滑单板时的感悟。作为个体，你可以叛逆，但是身处机构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组织的安全与健康。我坚决支持授课教师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纵8000名授课教师追逐“自由化”，新东方的存续就会面临巨大挑战
张翼：如何在总部集权与区域分权之间实现制衡？如何在全国市场的标准化方面与区域市场的个性化方面实现平衡？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公司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跃进的共同难题。新东方也曾经一度积极试验、勇敢改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东方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3个分校，集权与分权，在新东方是统一的。人事权已经放给了分校负责人，我只负责各地分校校长的任免。财务权还控制在总部，但是绝大部分经营权已经下放到分校，对分校的要求是必须与总部在战略、目标、文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刚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43个分校的项目、业务条线归他管辖；陈向东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43个分校的经理人归他管辖。我把这种管理方式定义为矩阵式管理模型。周成刚、陈向东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负责新东方整体的系统建设与战略规划。这种管理模式还会不断演变、继续调适。
一线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这些年新东方一直在往二线城市突进，二线城市是最需要梦想和教育的地方。二三线城市，我们会采取连锁授权的方式经营。长期以来，我们对连锁经营非常谨慎，在二三线城市的连锁，也只是少儿英语、中学课外辅导的品牌授权连锁，新东方提供资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间新东方进行组织体系改造时，我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去了的，那一时期，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我参加得都比较少。放权的苦与乐，我都是经历过的。很多老板为什么不敢放权？因为他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关于放权，我没有犹豫。放权，不会对我的个人形象、个人地位产生任何影响。长期来看，放权是一种必然，然而放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放权之后，公司要稳健前行，不能产生业绩滑坡，这是放权的前提。目前来说，处于放权和集权的中间状态。对于新东方而言，精神上对我的依赖是日见强化，管理上对我的依赖是逐渐弱化。
张翼：对于细节，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细节的过分干预，是否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放权授权以及宏观战略问题的搁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创业的人，都会对细节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史玉柱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网络游戏的细节做到“变态”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一旦放权之后，你必须要从细节中超脱出来，不要越位去和别人抢权。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下属们对我也有意见。我已经学会了从具体事务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长春召开新东方分校校长会议，我拒绝了邀请没有过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讲话会影响其他高管的决策。
读EMBA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财务报表有CFO帮我打理，数据分析有人帮我解读，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沉浸到那种具体的操作与管理中。我是董事长兼CEO，我的管理应该立足指导层面，而不是应用层面。战略设计不是学EMBA能学到的，我一直想读个哲学、社会学、教育管理、伦理学之类的学位。
新东方如何才能活得好？要做国家教育拾遗补缺的事情，不要和国家教育去抢饭碗，比如学前教育、课外辅导、英语培训这些都是为了和国家教育打配合。
经营企业，如果看不到细节的话，也会很糟糕。问题在于，你是插手到细节里面，让系统瘫痪，还是发挥系统的作用，把自己从细节中超脱出来？对于我来说，大部分细节事务都能够超脱了，假如我办公室的电灯坏了，我还会去鼓捣鼓捣，因为好奇好玩。
张翼：1993年创业至今，新东方以及你本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很多与新东方同期甚至更早创办的教育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了“牺牲品”，“周期律”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宿命。商业实践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与塑就，暗合商业规则的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你如何定义和理解“企业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企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办并且管理着新东方，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新东方的管理需要规矩。我对任何宗教都没有虔诚的皈依，但是我对佛教弘扬的积极向善、期待来世的思想很推崇。当然，我期待的是明天，而不是来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这里，不就是老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吗？认真、谦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信念。
在我看来，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刘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无中生有、拼力闯荡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企业家一定是具备英雄主义情结的。做大事者，必有义气，必有胆略。企业家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与支持，那也不是企业家精神。襟怀坦荡的企业家，敢于向公众坦白自我，勇于向公众展示个性。王石、牛根生、马云、史玉柱我都很敬佩。坦率地说，和王石他们相比，我不认为自己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要敢于迎接失败和责难，公众对于企业家的抨击和苛责，都是正常现象。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这是我对《论语》中一句话的解读。身为企业家，假如你是个仁者，偶尔做了点不义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谅。如果企业家本身就是不仁义的，想要“漂白”自己也是一种徒劳。很多企业家内心的纠结，是因为很多事情无法“漂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事教育事业是一种幸运和幸福。
推荐阅读：[俞敏洪：随心迈向远方] [俞敏洪谈励志奋斗]
励志人物许巍：在不经意间转身
“那时候，我没有演出，只靠可怜的唱片版税生活，连门都出不了，只能每天躲在屋里看书、练琴。有朋友约我出去，我只能说，还是你过来吧，我身上钱很少，去了你那儿，我就回不来了……”
这是哪个穷光蛋在大倒苦水呢？不是别人，是许巍。
18岁那年，许巍狠狠地迷上了音乐，竟不惜叛逆家庭，选择一个人闯荡天涯。他背着一把重重的吉它，四处走穴，没日没夜。后来，他组建了摇滚乐队，梦想成为中国的gun&roses（枪炮与玫瑰）。说来也幸运，凭借卓尔不群的表演和独具魅力的作品，许巍和他的“飞”乐队声名鹊起。而《两天》与《青鸟》的推出，更是让许巍的名字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处女作《在别处》出来后，许巍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音乐风云人物。可惜，好景不长。当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正在录制时，公司混乱，杂务缠身，长期的熬夜，精神的萎靡，让许巍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之后的日子，就越发困窘了。正如许巍在歌里唱的那样：“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当时的许巍在北京，没有钱花，没地方住，也没有盼头。不好混，只好回老家西安。
回到故乡的许巍，不愿见父母，不愿见亲友。原因很简单，人家以为他出名了，风光了，一定是衣锦还乡，可实际上，他失魂落魄，举步维艰。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坐着。有时，坐在马路边，望着车水马龙，目光呆滞。许巍不知道自己的音乐方向在哪里，不知道生活方向在哪里，似乎也没有人能改变这一切。
那时候，依然有不少唱片公司想和许巍签约。但许巍都拒绝了，他不想再做音乐，甚至那些与音乐有关的生活，他一想起就心有余悸。他对音乐的出路早已产生怀疑：一个曾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人，居然过着如此灰暗的日子。而且，这样的日子还在没有尽头地延续。换了谁，恐怕都是不敢想象的。
好在身边的人，总在关心许巍。父母在电话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怨怒，相反，他们告诉许巍：“不管你遇到什么，我们都支持你！”；妻子是许巍在部队时的战友，哪怕是在许巍一度很迷茫并且自闭的岁月，她也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朋友们也常常想约许巍出去散散心，可他感动，却始终含糊。老朋友栾树知悉许巍的境况后，安慰他：“你是被摇滚迷惑了，以为摇滚就是颓废，以为生活就是痛苦，其实根本不是。音乐是要让自己快乐，也要让别人快乐。你成名太早，这样的落差你无法接受。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普通人了，你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转个身，感觉就不一样了！”末了，栾树还生气地说：“你的父母、妻子、朋友，那么多人都在关心你，你却感受不到，你太糊涂了！”
栾树的话如同一针清醒剂注进了许巍的体内，许巍开始自省了。因为有抑郁症，许巍便去查询相关信息，没想到，还有许多人和自已一样深受抑郁症的折磨！许巍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围，并且不断明白了普通人的心态——为了生活，承受着痛苦，也渴望着幸福。于是，许巍不再叹息，不再低沉，更不再抱怨。
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时间表，不再晨昏颠倒，而是每天准时起床，坚持锻炼，再读历史，读佛经，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然后去练琴，写音乐。（励志一生 http://www.lzdaxue.com）他要通过音乐来度自己，要写饱含希望、充满光明、富有力量的歌。因为，这时的许巍，想到的是，还有很多人需要温暖、鼓励和关怀。许巍渐渐走出了阴影，并最终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与新公司签约，踏上了新的音乐之旅……
艰难的三年总算熬尽，许巍呈给了世人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专辑里有《礼物》，有《漫步》，有《夏日的风》，更有《完美生活》……光是歌名，就让人感觉亲切。歌曲的风格，与之前的那种绝望、愤怒、不尽的喧闹，更是大相径庭，取而代之的是柔和、舒服、淡淡的忧伤。很快，大批的歌迷力挺许巍，许巍的音乐日益走近大众。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让许巍成了名副其实的华语乐坛的新一代精神领袖。紧随其后的《爱如少年》，除了依旧有动听的旋律，更有全新的大突破！
2009年1月11日，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许巍大获全胜，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年度最佳专辑、年度金曲，一个个大奖收入囊中。那天，许巍站在舞台上，全场的观众为他热烈鼓掌，他浑身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灿烂，台下的朋友和台上的他一样地激动、欢喜。
就在许巍获得大众认可的同时，新的压力又向他压来。有人将过高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也有人说他变成了大众流行明星……对于这些，几经浮沉的许巍都可以坦然面对了——“我更关注每一天的生活，希望自己可以健康、正常、不极端，并且踏踏实实的。”是啊，许巍已经转身，而且转得如此简单，只是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
人的一生就是无数个片段，而每一个片段，都需要自己一天天、一夜夜地去体验。需要转身时，那就及时转身。
推荐阅读：[周杰伦的故事：太阳的背后不是光]
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名人名言 www.lzdaxue.com）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 本文标题： | 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生长 |
| 本文地址： | http://www.lzdaxue.com/lizhirenwu/22487.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