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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其实就是敢想敢做

  创业其实就是敢想敢做

  文/刘进

  比尔是美国费吉尼亚州的一位在校大学生,他的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有两家公司,母亲是律师。但当他离开家上大学时,却拒绝了父亲的资助。临走时他信心满满地对父亲说:“我只需要带点车费就行,上学的费用自己想办法解决。”父母一脸吃惊,但是看到比尔那么自信,只好答应了。

  刚到大学,比尔就跑到一家餐厅,他请求店主,说自己愿意为餐厅送外卖。因为大学里面是不允许开商店的,很多餐厅都开在学校外面,竞争压力很大,所以店主很快就答应了,并且答应他每销售一份外卖,能获得1美元提成。比尔为了提高销售量,获取更多的提成,用自己车费仅剩的20美元给餐厅印刷广告,然后把全校每个寝室都跑了个遍,发广告做宣传。当天就有人陆续打电话过来订外卖,这是比尔意料之中的:学校寝室距离外面很远,肯定会有学生不愿意多走路,宁愿多花高一点价钱。以后的一个月里,外卖销售量迅速增长,比尔从一天拿30美元的提成增长到了每天200美元!

  令人意想不到是,当这份工作做得如火如荼时,比尔居然辞职不干了。他拿着挣来的五千多美元,到即将毕业的学长那里收购二手自行车。在学校,有些同学为了方便买了自行车代替步行,快毕业时,自行车不方便带回家,只能当做垃圾卖掉。比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立即做出了行动,到学长们那里进行宣传,称愿意高价回收二手自行车。大家一看有人愿意高价回收旧自行车,都很愿意把自己骑旧的自行车卖出去。这样一来,比尔很快就收购了几十辆自行车。接下来,他边发广告边把收购来的自行车进行修理、刷洗,之后又成立了一个自行车出租“公司”。

  这次,比尔又抓住了新生们的心理。因为很多新生,想买自行车,但平常上课没时间出行,只有周末才骑车出去玩,买新的到毕业时自行车只能当垃圾卖出去,很浪费,所以比较犹豫。这下听说有人出租自行车,自然打消了买车的念头。于是,比尔以10美元一天的价格出租自行车,平常每天能租出去二十多辆,周末时自行车被一租而空。看到自己的“生意”十分火爆,赚到钱后,比尔继续收购自行车,增加出租量。

  一年以后,比尔正式成立了出租公司,他花钱请了一些人员,把出租自行车的范围扩展到周围好几个大学,还开了几家自行车店面,出售新自行车。毕业时,他的出租公司和自行车专卖店加起来的销售额已经达到父亲一家公司的销售额!

  有人问到比尔创业的感受时,比尔答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走到今天,只不过是比别人多了一点敢想敢做的勇气而已。”因为敢想,所以梦想一直都在眼前;因为敢做,所以成功并不遥远。

  李开复说:“人生在世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你总是不敢做想做的事情,那么一生过去了你留下来的只有悔恨懊恼。我常常说追随我心,冒一些风险是值得的。虽然经历风险的日子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如果我不这样做,那蹉跎十年二十年后可能会后悔终生。”

  一个蓝领的创业史

  文/雷晓宇

  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如果没有高学历,但是肯吃苦,想过上好日子,几乎就只剩街头创业这一条路了。不过,这条路太难,北京又太大。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别人管他叫“66号”。他是一家足疗店的技师,只有别人这么叫他的时候,他才有钱赚。

  在足疗店,男客人愿意点女技师,女客人也愿意点女技师。一个女技师要是拼命干,每天能服务8个客人。66号每天只能服务4个客人,每个客人提成30块,1个月下来,包吃包住,净赚3000多块。

  66号住在足疗店的休息室里,吃老板外包的伙食。没事的话,他一整天都不会出门。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上班,12点到凌晨4点值班。这中间,所有技师都在休息室里候场,有客人来就工作,没客人来也不能走。

  日子很无聊,但66号并没有抱怨。他经历过起落,懂得要珍惜每一份盒饭。他来北京10年了,不是一点见识没有。他做过送货司机、烤串摊主、服装摊主,就在几个月前,他的梦想几乎只差一步之遥就能实现。虽然最后落了空,但他跟旁边这位穿红色凤仙装的女技师是不同的。尽管都在往客人的脚上涂抹足浴盐,但他是男人,才30岁,还有时间,只要一有机会,他没准还是能够过上一度以为马上就能过上的日子。

  对这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地人而言,在北京可以选择的职业太少了。但66号的运气不错,又有心,他认识了一个东北哥们儿,开始跟着做烤串生意。学了技术,懂了门路,又有了些关系,他很快开始自立门户,在西三环的马路边上开了自己的烧烤摊。

  “真的,做烧烤太赚钱了,我是熟门熟路。”他说,“你等会儿,我把水倒了,回来给你细细讲。”

  看66号干活的样子,算挺麻利的。他长得也体面,高个子、方脸、大眼睛,口齿伶俐,略微有点儿山东口音,但肯定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烤串有多能赚钱?只要位置好,夏天的时候,最多一天净赚3000多块。就紧着夏天那几个月干,挣上十几二十万,冬天就啥也不用干了。”

  “做烤串最重要的是要找个好地方,认识周边的人,有关系。要没关系,天天有人来找你麻烦,一下说你肉有问题,一下说你没烤熟,反正不付钱,烦死你。”

  2012年夏天,66号辛辛苦苦攒了些钱,打算鸟枪换炮,在烧烤摊旁边盘下个店面。他傻里傻气地在西三环边上找了家门面儿,200平方米,以前是拉面店,装修风格特别适合做快餐。他一问,光租金一年就160万。这时候,66号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掂量掂量,知道要想安家乐业,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到了年底,66号回了趟老家。他是地道的山东农村人,家里6亩地,种麦子和玉米。粮食打下来卖给国家,一年下来收入15000块钱,养家糊口是够了,但要过得更好就没可能了。“我的梦想就是回老家,我不喜欢北京。要在老家县城有栋大房子,最好是300平方米的复式,再开上一辆SUV,我就很满足了。”

  66号去了县城。他的钱不够买复式,但买间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够了,剩下来的钱还能让他动脑筋谋个生计。打工七八年,又是从北京回来的,他已经不想小打小闹了,要干就干大的。他在县城最好的路段盘下了最好的店面,租金不贵,一年6万。他又拿出40万搞装修,光包厢就有10间。至于请人,更是省不了的花费,两个厨师、一个配菜的、两个打杂的、再加5个服务员,一个月光人事成本就有1万多。

  那时,66号俨然已经是个衣锦还乡的老板了。他的生意很体面,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苍蝇馆子,是专门挣公家钱的高级餐厅,进进出出都是县城的头面人物。他方方面面都要打点,自然也得装装门面,那么买车的钱是省不下来的。不过,好在一切进展顺利。餐厅生意很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有五六万的进账,这样算下来,一年多就能收回成本。他有车、有房,还有地,只要能收回本钱,就算站稳了脚跟,之前那么多年在北京的苦就算没白吃,老婆就不用再离乡背井地打工,孩子也不用小小年纪就做留守儿童。这一年年底的时候,股票在跌,外企在裁员,公务员在缩编,但66号眼看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很有奔头。

  现在,我想不出来破产的那一天66号在想什么。他一样一样地做,捏脚,捶背,兑开水,告诉客人要多吃水果去内火。他很体贴地问:“喜欢用磨砂膏还是精油?精油贵10块钱,但也不是很值,要不您还是用磨砂膏吧。”他按住脚凳,说:“忍着,不要动,你的颈椎不这么按就不会好。”

  他仍然保持着蓝领的工作道德,做力所能及之事,尊重事实,并不矫情。

  年初的时候,政府开始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从春节后开始,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一天不如一天。以前一天净赚两三千,现在一天净赔两三千。硬撑了几个月,很快就捉襟见肘。但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想着会有转机。他用最后一笔钱买了几张台球桌,换下包厢里的餐桌,打算把餐厅改成棋牌室。

  一个月之后,他开始交不出房租。两个月之后,他卖了车,和老婆收拾行李,又一次来了北京。他在望京做足疗,老婆在莲花桥做美容,孩子在山东上托儿所。他们也算老夫老妻,每两个星期见一面。

  “平时就电话联系?”

  “不联系,也没什么要说的。”他使的还是那个劲儿。

  “不怕她跟人跑了?”

  “老实跟你说一句,跑了倒好了。”他抬头,笑,“要不是那时候结了婚,我也不会结婚了。要不是那时候要了孩子,我也不会要孩子了。你说,传宗接代又怎么样?我一个人怎么样都行,想干什么干什么,赔了也没关系。现在要让女人孩子跟我受穷,也不好。”

  “老婆埋怨你吗?”

  他不说话,但还是笑。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去大点的足疗城问过,一个月给我保底4500。比这里强,但太远了,快到北六环了。”

  “做快递挣得多一点。我去顺丰问过,勤快点一个月五六千,但不包吃住,还要回老家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太麻烦了。”

  “老家那个店面,现在空放在那儿,转也转不出去。看看年底到期了能不能谈点钱回来。”

  “人家找我在四惠的现代城送货,我没车,干不了。”

  “我以前在天兰尾货卖过衣服,能挣点钱,可现在没本钱。”

  “以前认识个人,拉我去他们军区大院卖烧烤,也不会有城管查,肯定赚钱。我没干,现在特别后悔。要能找到好位置,我还愿意卖烤串。”

  “明年我老舅能被选为我们那儿的大队书记,我跟他商量,看能不能承包1000亩地。要能成的话,我就回去,一年挣个五六十万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电视上的英超比赛结束了,曼联0∶1输给利物浦。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足球偶像宿茂臻。

  宿茂臻?想了好久才搜刮出这个名字。那是与范志毅同时代的运动员。这么多年,66号一直关注着他,不但知道他现在已在老家的体校教足球,甚至还知道他在退役的记者会上大哭的样子。我还记得,他跟66号一样,是山东人,人高马大、皮肤粗糙,是那个年代的工兵型球员。

  这就是说,66号曾经走出去过,见识过这个世界辽阔的样子。

  梦想在退一步中绽放

  文/石亚明

  北京剧角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包装电影《让子弹飞》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还获得了天星资本六千万B轮融资,并使天星资本总裁王俊也加入剧角映画董事会。这让剧角映画的创始人兼CEO的梁巍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7年大学毕业后,心怀导演梦的梁巍在北京飘荡了三年。

  来到北京,他就直奔北影厂,想在那儿结识个导演,以开启自己的导演梦之门。可在这混了很长时间他发现在这里根本就碰不上导演。一晃,半年时间过去了,身上带的钱快花光了。没办法,他也加入了群众演员的候选队伍,并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谍影重重》的拍摄。在拍摄现场,梁巍被群众演员们淹没了,根本就无法走近导演当面请教。

  他脑筋一转,与北影厂的看门大爷套起近乎儿来,他对大爷说起了自己的导演梦,大爷听后问:“你在北京有亲戚吗?”才走出校园不久憨厚朴实的梁巍只得老实地摇摇头。大爷告诉梁巍:“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导演比阴沟里的老鼠还要多,你没有亲戚能帮你找一下熟人,也没有钱让自己打进这个圈子,不好弄呀。”

  大爷出自好意的提醒并没有让梁巍放弃自己的导演梦,梁巍在心中暗想:或许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吧,“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现在一个优秀的导演需要有综合知识,我何不趁现在这段时间来苦读理论,为今后真正走上导演之路做准备呢。

  于是,梁巍每天只是买最便宜的馒头和咸菜就着白水吃,省下钱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买导演系所有的教科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仿佛高考前冲刺般的苦读起来。

  梁巍这样痴痴地坚持了很久,他默默地努力着,可依然无缘与导演相逢。

  一天,电影学院组织学生去礼堂观摩京剧《将相和》,梁巍也随着学生进了礼堂。以前他只听说过这戏,但对剧情并不了解,而这次观摩不仅让他知道了,蔺相如通过适当的让步,以求反弹的机会,从而使国家无恙的故事,也让梁巍深深地陷入沉思。

  梁巍看完戏回来躺在床上想,蔺相如通过适当的让步,以求维护国家利益,并获得成功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启示呢?我当初因为想做导演从家乡来到北京,闯荡了几年,到现在,别说是实现梦想成为真正的导演,就是连导演的面都没见上呀。我是因喜欢电影,而心怀导演梦来到北京的,历经一段曲折后,实现导演梦的机会更加渺茫。那么,我可不可以还是以电影为载体,继续去寻找新的服务电影事业的领域呢?

  想到这儿,受过高等教育,对计算机比较精通的梁巍不由得想到相声讽刺电视剧广告过多的话:在广告中间穿插电视剧。他不由地想,其实,这些产品借助电视剧来做广告宣传自己,而电视剧本身不也是一种产品,也是需要宣传的吗?电视剧如此,电影也一样呀。干脆,我做不成导演,就宣传电影吧,或许也和蔺相如一样因为善于退一步而获得新的成功了。

  想到此,他来到北京市团委申请了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剧角映画立足于对互联网视频广告的深刻理解,为厂商打造最符合其商业目的的互联网视频广告。梁巍迅速得如滚雪球般地将公司资金运营到三亿元人民币。

  北京剧角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创业者媒体的注意。

  当记者在了解到梁巍最初的导演梦后采访他为何要放弃自己的导演梦而选择电影营销时,梁巍的脸上露出他具有代表性的微笑说:“当初我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导演梦来到北京的,可在北京磕磕绊绊地践行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为了追求成功是在一直向前冲冲冲,其实呢?有的时候,退一步也会有机会。”

  梁巍的创业经历告诉我们,创业,追求成功仿佛是攀登珠穆朗玛峰,在前进攀登的途中后退一步,寻找个避风港休憩一下,不会影响成功的进程,反而会加速登峰成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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