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泪奔好文）

　　文/施一公

　　常常有学生和朋友问我：这辈子你崇拜过谁？我过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籍贯是云南省大姚县，是我爷爷施平的出生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父亲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科，母亲在北京矿业学院读书，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1962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电力工业局，次年母亲也从焦作矿业学院调到郑州，与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郑州，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正好赶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开始，所以我母亲在找医院的时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带有时代色彩，叫文革、卫东的有很多，父亲很希望我有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还是取意一心为公，选择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公”，作为我的名字。父亲赋予这个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关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选择。

　　从我有一点点懂事开始，就记得家里挂的一个精致的大镜框，里面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学入学时照的，每次搬家，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镜框包裹好，而每到一处、新家安顿完毕后，又把照片悬挂在最显着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两岁半，跟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大队小郭庄。那时的往事，我自己当然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我们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资派爷爷的牵连和影响，“文革”期间爷爷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被关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们离开郑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开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车上，上午8点多就离开了郑州，父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大姐则站在车上面，一路颠簸，开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两百公里开外的小郭庄。因为我和二姐都还太小，跟着母亲坐火车到驻马店镇车站，下来后再乘坐汽车到公社林场与父亲的大卡车汇合，到达小郭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村民已经把当地村西头上的一个牛棚腾了出来，开始味道很重，后来父亲母亲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这间牛棚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第一个家。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认为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小郭庄、不会再有机会回到省城郑州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特别认真地干农活。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背上一个箩筐，拿把小铲子，顺着小路去捡拾牛粪、用于农田施肥；白天则是到地里田间向乡亲们学习各种农活；父亲很聪明，不仅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还学会了一边撑船、一边在寨河里撒网打鱼。驻马店地处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过后，父亲都会带上大姐，两人配合到田间抓青蛙；父亲手持自制的长叉，循着声音、用手电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时的青蛙一动不动，很容易被长叉捕获，然后扔到背着的一个带盖的小口箩筐里。在田间转一大圈下来，就会有几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亲会烹饪美味的田鸡宴。

　　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的更舒适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到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

　　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械厂带领技术人员进行硬质合金的技术革新。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珍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找父亲来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添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

　　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几乎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鲜；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很开朗、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从小父亲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但是也很少会表扬我；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美味庆祝。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但是，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们，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去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

　　其实直到父亲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乏像父亲一样的胸怀和回报之心。父亲去世后，我真正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们，用自己的力量让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心情跟随我在国外漂泊了十八个春秋。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大学。外面总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国动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大家，是我的真心话：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有理想、敢担当的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较高的时候去影响他们，希望清华的学生在增强专业素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让他们清楚而坚定地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载起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大梦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亲的八十岁冥寿。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亲的出生地——开会。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泪流满面，只能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写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没能赶上一天好日子、也没能叮嘱儿子一句话；27年来，儿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负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父亲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边：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施一公，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2014年12月，中科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父亲，他老了

　　文/隐梦尤

　　这几天，心头都有一股酸涩，想写点东西，关于我的父亲。

　　2015年的元旦假期，在临放假的头一天，我最终打消了出去玩的念头，买了一号回家的车票。其实回家本是有点不情愿的，因为最近的状态，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有一点理不清的烦心，很想借假期出去走走散散心。我妈常常在念叨起我时说我最是不恋家的孩子。

　　当我下了火车，行在家乡不是那么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上，望着出租车窗外那些被积雪掩盖的的麦田，远处像小房子一样一排排盖着草席的温室大棚，微风里仍抖动干枯枝叶的一垛垛玉米秸秆，早已没了鱼虾却仍在静静流淌的村外小河，笔直而又枝桠分明的白杨树，村头已经被扩建重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明远小学……那股不能言喻的温暖和踏实感像往常一样再次涌来。

　　我一直知道我深深爱着这片灰色的土地。因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是最亲切的根。

　　我下车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了。这让我很意外。往常站在门口踮起脚尖眺望的人都是老妈。后来，听妈妈说，你爸今早听我说你要回来，就翻着日历嘟嚷这是一个多月没回来了，然后就骑车出去买鱼去了……

　　父亲见到我，先是咧开嘴冲我笑，之后又探身冲司机师傅喊：“师傅，家里来坐坐喝口热水吧！”

　　司机师傅很意外，连忙道谢说不用了。父亲憨厚的笑容挂在脸上，就不知道要继续该说什么了。

　　我谢过司机师傅，然后边进家门边笑着跟父亲解释，“司机师傅忙着赚钱呢”。

　　父亲又嘿嘿笑了几声，复述了一遍我的话：“喔，忙着赚钱呢。”然后跟着我进了家门。

　　父亲习惯了每次请司机师傅进屋喝水，他认为那是礼数，或者是出于感谢，麻烦到了人家把我送回家。但他似乎从来没有记起过司机师傅们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坐在沙发上，用布擦一个黑色的手电筒那么大的东西。我在看电视，并没留意他到底在擦什么东西，直到好一会儿他才用商量的口吻突然对我说：##（我的小名），你帮我推下头，行不？

　　原来他擦的东西是一个剃头发的电推子。

　　是的，父亲不好打扮，不留发型，尤其上了年纪之后，头发长了就直接剃光头。

　　我对父亲年轻时候是一个帅哥这件事从来都深信不疑，不仅是因为那张他和母亲唯一的黑白结婚照片，还因为直到现在脸上长满皱纹仍然掩饰不了他俊朗的五官。连剃光头都很好看。

　　他也很少去理发店。据说，他会找他一起下象棋的棋友帮忙剃头，如果姐姐或者姐夫在家，也会派上用场。以前也去过理发店，几次体验之后，他发现理出来的跟自己理的没什么区别嘛，就干脆买了电推子，不再去理发店。

　　我这是第一次被邀请为他服务，不免既兴奋又紧张。生平第一次给自己亲爹理发剃光头呐。

　　可是，当我一手拿着电推子，一边帮他拿下他的帽子，我却愣住了。

　　“爸，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么多白头发……”

　　父亲讪讪地笑，一边自己找个凳子坐下，一边说：“老了啊！”，好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在不好意思的承认一个事实。

　　老了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说自己老。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心底被咯噔触了一下。伸手摸摸了他那头花白的头发，鼻子酸酸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已经记不起最早一次听他说他发现几根白头发是什么时候了，而似乎只是转眼的时间，如今，他的头发里就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是黑发。

　　我才想起，父亲，他已经六十岁了。今年将是他的本命年啊……

　　在我出神的当口，他已经自己围上了围裙，我帮他系好带子。

　　父亲说：“你就大胆推吧，贴着肉皮，刮不伤的。”

　　我仍是小心翼翼，在他的指点下还算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还帮他洗了头。

　　父亲照着镜子，一边开心的跟我说：“这要是去理发店也得花5块钱，还不如让我闺女剃呢。”然后，他重新戴上了他那已经泛旧的鸭舌帽，开始刮腮边的胡子。

　　我跟父亲的交流一向不多，像天下大多数父亲一样，他对女儿的爱是沉默安静的。有很多细微的日常小事，如果不是刻意回忆，都很难让人留意，然而，当你一一回顾那些细节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小事串联起来是多么的隽永流长的爱。

　　父亲一辈子节俭，在自己身上从不乱花钱，对吃穿住从不挑拣，用我妈的话说是很好养活，他对我们姐妹的吃穿住行要求就是不要浪费，从不委屈。父亲手很巧，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玩具都是他做给我们，后来有了新玩具玩了一段时间坏掉，他还会找来工具箱把它修好；长大后，有了心事常常会和母亲讲，父亲一般都静静的坐在不远处，有时候还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像是在听也像是在沉思，很少参与意见；听母亲讲，每个礼拜我们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都会急急忙忙掩饰不住兴奋的招呼我妈“闺女来电话了快去接”，他自己从来不接电话，只是坐在一边听我们讲，我妈笑他也跟着笑。父亲知道我爱吃鱼，每次回家总是不用我妈吩咐就提早买好；工作之后，尽管自己有了赚钱能力，每次离家，他还是会问还有没有钱花，还有没有车费……

　　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是尤其深刻的。

　　记事起的第一件印记是大概五六岁时候，父亲带我去看病，我记不得自己是生了什么病，只记得医生拿一根很扁平的扇形针要扎我的手指，疼的我一下子哇哇大哭，父亲用他特别大的手掌迅速捂住了我的双眼。那感觉大概是我记事起关于父亲的第一次懵懂的印象。幼小的我能感受到那只手上粗糙的纹路，除了手指传来的疼，就剩下那只大手捂住眼睛的心安。后来想想，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小小的我被手指扎出来的很多血再吓到，只摸着黑儿疼就好了。

　　还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时一次寒假，成绩单公布的第二天，父亲带我去赶集，在集市附近有一个书店，我看到后就拉着他说进去看看。后来我看上一本厚厚的作文书，父亲毫不犹豫的就给我买下了。回去的时候碰见了同村的一位叔叔，叔叔问我：买的什么好东西。我很高兴的拿给叔叔看，而父亲在一边解释：“考试考了第一名，买了一本作文书。”我记得父亲当时是一脸自豪的语气，那时候的我心里笃定：其实父亲未说完整的话是“买了一本作文书给她当礼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对我得第一名这件事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而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我给他带来的喜悦。

　　我考上大学之后，第一天入学报到，我跟父亲说，我可以自己去报到。父亲同意了，而母亲不同意，她认为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还是陌生的城市，还要拿行李，不安全，坚决要父亲送我去。我跟母亲僵持不下，我很认真的向他们保证：我已经长大了，我真的可以自己去。父亲一直沉默。后来，母亲生气了，父亲只好同意送我，可是只是送到了车站。因为我还是让他把他那份车票退了，自己拉着行李上了车。那一次，父亲一直很沉默，一直立在原地看着我的车开走。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隐隐觉得父亲老了，他相信我自己可以飞了，他不舍得，他一直沉默。

　　后来我恋爱了，父亲可能是从母亲那里听说了这件事。那次，他骑电动车载我送我去车站，正当我体会这种久违的坐在父亲后座的感觉时，他突然对我说：“找对象不要找长的好看的，没用。”我当时一愣，随即了然。父亲接着说：“现在长的好看的年轻人都有种优越感。”我点了点头，从后面轻轻靠在了父亲的背上。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跟我谈论恋爱这件事。

　　都说父爱如山，那每一件事都是一颗颗倾注爱的石头，它们堆积成一种厚重的情感。而我们一直在向前跑，当想努力重拾回忆起那些石头的时候却发现能想起的寥寥无几，我们拼命发芽，直到如今，猛然发现，他已经白了头发。

　　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的大树，他，老了。

　　这一刻才意识到，以往那些自以为是的情怀，工作生活的忙碌，是多么无耻的借口。有时间都比不上多陪爸爸妈妈。

　　筷子兄弟那首《父亲》唱哭了很多人，父亲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像歌词那样，用自己的一切，换来岁月长留，时间停驻。

　　我们只能做的是不要留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不管如今我们是不是他们的骄傲，行孝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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