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拓

　　桑拓

　　有别于以往的年岁，时光的流逝越来越以不可捉摸、无法察觉的状态进行，而这恰恰是我们的脑海跟随身体行进在路上的标志。其实周遭的景象如何并不能直观地让人体味到自然的累积的作用，而常常让人在悔之晚矣中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却并不去弥补，不会也不能。

　　常以“每逢大事有静气”一句告诫自己，然而似乎总在无意中遭了一个惊雷，像是被刻意安排一样进行直面，逼得静气成了无可奈何这个前提下的心如止水。像我目前处于该时该地，能被看作“逢大事”者似乎不足为奇，毕竟玻璃心的破碎从长远来看反倒是件好事。但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件突兀发生的小事，我看似随意的应对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以后相当一部分的作为是如何。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家书中有一句“以余饱阅世变，默察时局，则劝沅行者四分，劝沅藏者六分。”我虽不处于文正公当日之时局中，“行者四分，藏者六分”亦可为目前用之。万事不必争先，有底蕴者其自身格局必要先能纳其底蕴，待其后格局与底蕴并增，方可行者、藏者两相权衡。倘若以剖白自己来换取行事的异目，不啻于无知卖弄。

　　而藏者的要素，则又在一个“静字”。静在任何阶段都能发挥其作用。季节炎凉，读书则更需以静气相补。曾国藩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于我们方法要求虽不尽相同，其增损之关键却大体想通。

　　记死知识固然简单，却不是读书的要务。君子不器，器是行而下者，死知识如同器物，用之方便，但制作原理更应该悉熟于心，否则便是徒烦两脚书橱。在迈向更深层次的阶段时，反而往往容易对最初动机产生怀疑，特别是对我来说，一个渐变的过程常需要付出更加多的忍耐，一不小心便会陷入死知识的途径。

　　回想从前，无非“慕士”二字。因而最喜《国语》中“王孙圉论楚宝”、《战国策》中“颜斶说齐王贵士”、《孟子·梁惠王》等文《梁惠王》篇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话最契合我的心境。又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这种话当然难以做到，但恰是这样最容易让人引为信条。在开始做任何事时我们都有心态上的“国士无双”的设置，越往后，则不得不倾向于琐碎和被迫接受之中。很多道理为人所接受并非是因为它多具有可行性，恰恰相反，它只是因为动听。

　　更重要的是，很多东西并不需要有多复杂，而只须在其他地方设置出一个我无法享受到的优势，就能轻易让我进行有别于玻璃心的自我否定。

　　因而像“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这种宏观伟大的隐藏意识，也会像季节的轻易转变一样，只剩下“一个人”。如同我以前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后，就常在下雨的夜晚卧床而听，然而根本听不出什么意味。这种模仿并不能为我们带来实质性的效果，这不是余光中所听之雨什么独特，亦或因为他是大家，只因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障碍性理念，假若我不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而去听雨，只是脑海中自然产生这想法，大抵就会有所不同。

　　但心境为别人所打扰，这事常不能受自己的控制。道理既被说尽，方式既被尝试尽，想要跳出窠臼则在人事之外尚须天命的相助。历来成得事功者绝不会是只尽人事或只听天命的人，而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地权衡，只是因果律常以比尽人事给人更多的不胜唏嘘，哪怕安身立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注意力却不免总倾向于天命。《水窗梦呓》载曾国藩言“他日有为吾作墓志铭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

　　前时看杨绛的《走在人生边上》，文中记述之“怪力乱神”，一桩桩一件件皆言之凿凿，似乎不由人不信，然而垂垂老矣的杨绛自非告诫后生信有神论，而是鬼神之事，当敬畏，不当偏信。

　　现今时光，杏枣已取，桑柘正过，不日柞槱当取代之，槐檀亦不远。手中的书签，正置放在《旷野无人》一书中。